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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胡也頻、殷夫等的創作(1)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聯」盟員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沒有正式加入「左聯」,但工作上有緊密聯繫)、馮鏗和其他十八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此後幾年內,應修人、洪靈菲、潘漠華等人又相繼遇害。柔石等五烈士就義後,「左聯」發表了抗議和宣言,指斥反動派的暴行,得到國內外進步力量的支持。

  魯迅從來就關心這些革命青年作家,對他們抱有很大的企望,柔石、殷夫、胡也頻等生前也都得到過魯迅殷切的指導。魯迅對他們的犧牲懷著無比的悲憤。在得悉這一噩耗的當時,他寫了悼念文字,指出他們以鮮血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寫了第一篇文章」(注:《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事隔多年以後,又懷著蜷蜷之心,寫下《為了忘卻的紀念》(一九三三年)、《白莽作〈孩兒塔〉序》(一九三六年)等文,讚揚他們的為人,肯定他們的文學成就。

  烈士們生前大都從事實際革命活動,又以文學為武器參加戰鬥。他們從不同的道路走向革命,同時又把不同的經歷帶進文學。正如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樣,他們也為初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留下了可貴的成績,表現了他們對共同事業的忠誠和努力。

  柔石(趙平復,1901—1931)最初從事教育工作,並參加新文學運動。一九二三年開始創作,短篇集《瘋人》透露出一些個性解放的要求,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和中篇小說《三姐妹》對知識青年遊移徘徊的心理有所批判,現實生活的投影都還比較淡薄。

  一九二八年夏,他到了上海,與魯迅有較多往還,在魯迅的幫助下譯介外國的尤其是東歐和北歐的進步文學,編輯《語絲》、《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注:《萌芽月刊》,由魯迅主編,柔石等編輯)等刊物,這些活動對於他的創作起了積極的影響。這一時期所作短篇集《希望》,寫了日常生活中一些庸俗、卑鄙的人物與事態,現實意義和生活氣息都較以前作品顯著增強,並開始表現出獨特的藝術見格,筆調簡潔樸實,感情深沉。

  長篇小說《二月》(一九二九年)是作者較重要的作品,魯迅為作《小引》。主人公肖澗秋是這樣一個青年:「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注:魯迅:《〈二月〉小引》),他離開學校後在崎嶇的世途上飄泊,六年後來到芙蓉鎮,希望過清靜的生活,然而他在這想像的世外桃源中見到的,依然是淒涼、苦難和凡庸。對於這些,他即不能象一些人那樣視若無睹,也不能象另一些人那樣習以為常,他有所激動,希望用個人的努力去改變現狀。

  肖澗秋開始援助孤兒寡婦,想使那些善良的人離開悲哀的境地,但誣衊非議也就隨之而來,使他日益困惑。愛情縱然帶來一些溫暖,卻仍然無法充實他的空虛的心懷。他不能在生活的「濁浪」中隨波逐流,結果又離開了這個地方。小說通過這一故事表現了作者對現實的憤懣和對於知識份子道路的思考。幾個人物也都寫得生動而又各具性格。敘事抒情優美生動,語言流暢並常帶有詩意,能給讀者以強烈的感受。

  一九三〇年寫的《為奴隸的母親》是作者最優秀的短篇小說。題材深入到社會下層勞動人民生活中,表現的形式和手法也更為樸實,可以看出他這時正在努力「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注: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作者在《二月》中流露的傷感情調沒有了,更多的是負荷著人民苦難的崇高感情。作品描寫一個窮苦婦女,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給鄰村一個秀才地主。

  整整三年,她離開自己的孩子,作為別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裡。孩子病重的消息傳來,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權利。三年內,她生下一個男孩子,於是又被人奪下這親生的孩子,趕回從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還是受著饑餓的熬煎,在前面等著她的是無窮無盡的苦難生活。作者以沉摯的筆調描寫了這個痛怵人心的故事,刻劃了一個既是母親又是奴隸的鮮明形象。

  小說寫的是常見的人和事,但能夠從平易中透露出深刻的意義,顯示了階級剝削制度是勞動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他們不僅身受著經濟上的剝削,同時還身受著超經濟的精神虐待,他們的苦難正象作品最後寫的:「沉靜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長夜,似無限地拖延著,拖延著……」《為奴隸的母親》寫作的年代,中國的農村鬥爭已風起雲湧,作品雖然沒有直接反映這些鬥爭,但它接觸和描繪了農村中苦難深重的一隅,具有強烈的控訴的意義。

  「左聯」成立,作者先後任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等職,在緊張的工作中繼續從事寫作。一九三〇年六月作通迅《一個偉大的印象》,記述了他同年五月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時的見聞;十月,作長詩《血在沸》(注:《前哨》第1卷第1期),紀念一位被反動派殺害的十六歲的少年先鋒隊隊長。這些作品標誌著作者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上重要的飛躍。在同時代的革命青年作家中,柔石在深刻理解和揭露中國社會的腐朽墮落,認真探索和實踐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及對於藝術表現的重視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顯著特色和突出成就的。

  胡也頻(1903—1931)開始文藝活動在一九二四年,與人合編了北京《京報》附刊之一《民從文藝》,同時用胡崇軒署名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作品。此後數年內,創作量很大,寫成《聖徒》(短篇集)、《也頻詩選》、《三個不統一的人物》(短篇集)、《別人的幸福》(戲劇集)、《一幕悲劇的寫實》(中篇)等十多個集子。較早作品涉及題材很廣,從生活見聞中信手拈來,以後則較集中於對不同類型知識份子的生活的刻劃。文筆流暢明快,間或流露著幽默和諷刺。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還嫌不夠,政治意識也不明顯。一九二九年作長篇小說《到莫斯科去》,一九三〇年作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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