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蔣光赤和早期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作家

蔣光赤和早期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作家(1)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宣導，迫切地要求大革命失敗後處身於白色恐怖環境中的作家振作精神，鼓起鬥志，從創作實踐方面做出努力，及時反映工人農民的生活，反映革命人民的英勇鬥爭。適應著這種要求，太陽社、後期創造社等的刊物上相繼出現了一批新的作者和作品。這些作者大多從實際鬥爭戰線上撤退下來，程度不同地受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風暴的洗禮。借用蔣光赤《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裡的話，他們是「在革命的浪潮裡湧現出來」的，「富有革命情緒」（注：載《太陽月刊》1928年1月號），創作上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色。在這些作者中，寫作最早、用力最勤、影響較大的，正是《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的作者自己。

　　蔣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五四運動時在蕪湖參加學生運動，一九二一年赴蘇聯學習，一九二四年回國。早在這個時期就開始寫作新詩。他在自己的第一個詩集《新夢》的自序中說：「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蕩之時，一點心靈早燃燒著無涯際的紅火。我願勉力為東亞革命的歌者！」集中的作品，有抒寫詩人為探求革命真理而出國的情懷，有歌唱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種種歡欣的感受，也有向「痛苦的勞動兄弟」傾訴激情的篇什。

　　《新夢》是我國現代文學中第一部為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新生活放聲歌唱的詩集。作者歌頌紅軍；歌頌蘇聯少年兒童；為列寧的逝世而感到最大的哀痛。在《臨列寧墓》中，他讚美列寧「如經天的紅日」，說列寧安臥「在克裡母宮的城下」，「遠觀世界革命的浪潮，近聽赤城中的風雨」。在《莫斯科吟》中，他為十月革命熱情歌唱：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後面燃燒著過去的殘物，
　　前面照耀著將來的新途徑。
　　哎！十月革命，
　　我將我的心靈貢獻給你吧，
　　人類因你出世而重生。

　　作者意氣風發、情緒高昂，詩歌格調宏朗奔放，即使懷念「沉淪」的祖國，也仍然號召以鬥爭奪取勝利。《新夢》出版於「五卅」前夜，對當時的知識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蔣光赤回國後，來到「黑暗萃聚的上海」，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寫成詩集《哀中國》。帝國主義、軍閥蹂躪下人民的苦難和現實的黑暗，使他深感痛苦，而亭子間生活與群眾革命鬥爭的一定程度的脫節，則使他不免在一些詩中流露出惆悵憂傷的情緒。「海上秋風起了，……滿眼都是悲景呵，」「江河只流著很鳴咽的悲音，山嶽的顏色更慘澹而寥落！」（注：分別見《海上秋風歌》和《哀中國》兩詩）但詩人並未被這些壓倒，面對著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逐漸地轉為興奮，轉為頑強。在「五卅」慘案周年紀念日，他寫出了充滿憤怒情緒的詩章，要求以新的方式與敵人展開鬥爭：

　　頂好敵人以機關槍打來，我們也以機關槍打去！
　　我們的自由，解放，正義，在與敵人鬥爭裡。
　　倘若我們還講什麼和平，守什麼秩序，
　　可憐的弱者啊，我們將永遠地——永遠地做奴隸！
　　——《血祭》

　　而在稍後的《寄友》一詩裡，他更意味深長地寫道：「朋友，我覺悟了，我們要把槍柄拿到自己的手裡！」這些質樸無華的詩句，反映了詩人對必須堅持武裝鬥爭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的認識。《哀中國》總的說來比《新夢》深沉，有著更為踏實的現實的基礎。

　　一九二五年以後，蔣光赤以較多的精力從事小說創作。中篇《少年飄泊者》，作者自稱是在「花呀，月呀」聲中「粗暴的叫喊」。它寫農村佃戶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異鄉，經歷各種遭際，最後走向革命，犧牲在戰場上，通過汪中的流浪歷程，小說展現了「五四」到「五卅」這一時期的社會矛盾和鬥爭，洋溢著分明的愛憎，有較強烈的浪漫主義色采，在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鴨綠江上》，共收小說八篇，借不同社會生活的描寫，反映了民族、階級之間的不平，革命傾向相當鮮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寫愛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情調。其中《鴨綠江上》、《弟兄夜話》等篇較有特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不到半月，蔣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說《短褲黨》，及時地反映了党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作品主要描寫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的經過和失敗，最後勾勒出第三次起義成功後的勝利圖景。寫到的方面較廣，包括黨內活動、工人群眾會議、武裝鬥爭、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屠殺罪行等，這一切又都圍繞著起義鬥爭的發展而進行，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面貌和當時的社會氣氛。作品著力描寫鬥爭的領導者楊直夫、史兆炎的堅定、忘我的光輝品質。他們較早就指出國民黨右派的陰謀。楊直夫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責任感，身患重病而堅持工作，寫得頗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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