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4)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4)

　　曹禺的《雷雨》、《日出》的出現正當左翼戲劇運動蓬勃展開的時期，和左翼戲劇運動起了呼應作用，並且從藝術上彌補了左翼戲劇創作的不足。曹禺在北平的時候，對北平「劇聯」的演出作過幫助；《雷雨》最初上演，「左聯」成員首先給予支持，並且作了很高的評價。曹禺當時還沒有獲得工人階級的立場，正是這種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他的作品的成就。作家後來說：「太陽會出來，我知道，但是怎樣出來，我卻不知道。」（注：《曹禺同志談劇作》）

　　由於作家苦於不知道「太陽怎樣出來」，作品中就往往借助於想像來代替生活的真實，用矚望和理想來代替已有的光明，雖然這種願望值得肯定，但有時不免夾雜著一些不完全真實的藝術構思和藝術形象。《雷雨》中的宿命論觀點，《原野》中的幻象和神秘氣氛，《蛻變》中缺乏現實根據的梁專員，《北京人》中的象徵性的「北京人」，——這些構思或形象所存在的程度不同的缺點，都與他當時的思想局限有關。

　　曹禺的作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或一方面，而且反映得十分深刻，藝術上也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這除了他對舊社會的憤恨和熟悉理解外，又取決於他的創作經驗和文學修養。曹禺在創作《雷雨》前就曾廣泛地接觸了歐洲的古典戲劇，他喜歡古希臘悲劇，用心地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也讀了易蔔生、契訶夫、高爾基、蕭伯納和奧尼爾等人的劇作，後來他還翻譯了《柔密歐與幽麗葉》，這些世界名著加深了他的藝術修養。他在少年時代就受過中國古典文學的薰陶；還相當熟悉北方民間文藝，這從他一九四〇年寫的獨幕劇《正在想》就可以得到證明。曹禺接觸中國的戲曲則更早，老一輩的戲曲表演藝術家給他留下過很深的印象。

　　在這前後他也喜歡看名演員演出的「文明新戲」。所有這些既培養了他的藝術欣賞能力，也對他的創作的民族色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曹禺又是一個自己有舞臺經驗的劇作家，因而他的作品經得起舞臺實踐的考驗。他說「我們要象一個有經驗的演員一樣，知道每一句臺詞的作用。沒有敏銳的舞臺感覺是很難寫得出好劇本的。」（注：《曹禺創作生活片斷》，《劇本》1957年7月號）同時他又認為他自己的戲應該作到為普通的觀眾所瞭解，「只有他們才是『劇場的生命』」。這也表現了曹禺對群眾的重視，他和那種主張一個內行人的認識重於一戲院子groundlings的稱讚的人完全不同（注：參閱《〈日出〉跋》groundlings指賤價買票、站著看戲的人們）。所以他的作品能夠牢牢地抓住人心，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曹禺的作品的出現，標誌了「五四」以來話劇創作上的新成就，不只有當時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推動了話劇創作水準的提高和發展，而且在長期的舞臺考驗中得到了人們普遍的愛好，一直保持著巨大的魅力，他的《雷雨》、《日出》等優秀作品為現代文學劇本創作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巴金、老舍、曹禺，一般被稱為民主主義作家。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起點出發，經過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前進。革命形勢的推動，中國共產黨直接間接的領導和影響，使他們越來越密切地與人民革命的洪流結合在一起。他們的作品，以主要的篇幅暴露詛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黑暗和罪惡，同時也嚴肅地探索著人民解放的途徑。這些作品以其在藝術上刻苦認真所獲得的優秀成就，成為現代中國新文學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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