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3)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3)

　　在這幕戲中還出現了閻王、牛頭馬面、鬼魂一類幻象，雖然這裡也表現了一些統治者的法律的殘酷性，以及在階級壓迫下農民的某種精神狀態，但作家的意圖卻在寫仇虎復仇以後的恐懼和心理譴責，這就把許多神經質的、知識份子的東西加在仇虎身上，損害了這一形象的真實性。《原野》的前部分寫得比較成功，焦母的形於辭色的暴戾，花氏的埋在心底的倔強，都很細緻動人。語言機智而含蓄。但就整體說來，這一作品的現實性是比較薄弱的。

　　抗戰初期，由於作家對民族解放前途的瞻望和愛國主義的激情，他寫了歌頌戰爭中社會進步的劇作《蛻變》（一九四〇年）。劇本寫一個腐敗的傷兵醫院由於有一個熱誠負責的丁大夫和一個來視察的梁專員，使這個醫院在短期內完全改觀，成為一個很好的為傷兵服務的機構。作家以很大的熱情塑造了丁大夫這一光輝的形象。她富有正義感，對國家民族有真摯的愛，在抗戰爆發後社會現實的變化下，她的思想和工作態度也起了很大變化，她熱誠地願為傷兵貢獻出一切力量。這個人物性格鮮明。

　　劇中對那些舊的社會渣滓（馬登科和「偽組織」等）也揭露得相當深刻，因而前面部分真實動人，富有藝術感染力。《蛻變》的主要缺點在於梁專員這一人物脫離了典型環境和社會現實根據，因而使後面的情節發展失去了真實性。劇作家後來自述，梁專員這一人物是根據他在抗戰初期所見到的一位老共產黨員塑造的（注：《曹禺同志談劇作》，《文藝報》1957年第2號），這樣的光輝性格在現實中當然是有的，但在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卻不可能掌握行政權力而且無所阻礙地改造一切，這就使劇情顯得架空。《蛻變》的故事由嚴冬的時節展開，到四月的春季結束，表現了作者對抗戰中社會變革所寄託的希望。但歷史的進展證明「蛻舊變新」不得不經過艱苦的革命鬥爭，作家當時對社會變革過程顯然理解得過於簡單了一點。

　　曹禺所期待的蛻變落了空。他看到真正的陽光並沒有出現，映照在天上的只不過是雷雨之後的殘虹，失望之餘，他懷著悲哀的心情寫了《北京人》。它以抗戰前北京一個沒落的封建世家為題材。劇中人物都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內心苦悶。在家人親戚之間的矛盾與相互傾軋中，觀眾深深感受到這個人物的昏聵自私已經完全不能適應時代，從而體會到封建社會腐爛死亡的必然性。

　　《北京人》所寫的是時代的悲劇——新與舊的矛盾。但由於新的一面寫得比較朦朧，結果著重寫出的只是舊的自身的腐爛。而在暴露舊家庭的腐敗方面，吸引人注意的好象倒是曾皓同思懿在家庭經濟和家事安排上的矛盾，這就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暴發戶杜家雖然是促使曾家解體的直接原因，但在劇作中只體現為一筆債務的關係，並未著重寫出他們之間複雜的關係。封建家庭的崩潰是與中國人民革命的浪潮密切聯繫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力量不可能促使封建制度根本解體，而封建家庭的內部腐爛也不可能不同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相關連。

　　《北京人》一方面寫了袁氏父女和象徵性的「北京人」，意在由人類祖先的健康勇敢來對封建社會進行批判，襯托出這個家庭中的那種消沉和無聊的氣氛，但這種原始力量的憧憬對作品社會意義的表現並無多大幫助，袁氏父女在劇中也只能起一種對比和象徵的作用，並不是富有社會內容的形象。同時，對走向新生的愫方和瑞貞的描寫也不夠有力，劇本所體現的她們出走的原因是：愫方愛了一個實際上是害了她的人，瑞貞嫁了一個根本不能理解她的人。

　　她們只有離開這個家庭才能擺脫這種難堪的關係。而對於她們所追求和嚮往的，屬於新的生活的內容和自身的覺醒因素，也表現得比較渺茫。但作家確實肯定了在現實社會中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那裡的生活與這些追求自由與幸福的青年人的理想是協調的，而與曾家那種氣氛是對立的。雖然可能由於實際限制，作家未能具體寫出他們走向的地方，但已經表現出作家的理想寄託，也能夠給讀者或觀眾以鼓舞。這個劇本在社會意義上雖然遜於《日出》，但仍是一部優秀的作品。特別是在藝術上顯示了曹禺獨有的創作特色：完整的戲劇的結構，綿密的穿插，浮雕式的人物性格，啟發人們對生活作深刻思索的對話，蔥蘢的詩意，以及濃郁的地方色彩，都能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和鮮明的印象。

　　一九四二年曹禺將巴金的同名小說改編為劇本《家》。比之原作，這個劇本在情節方面有新的開展。巴金的小說著重在青年人對封建家庭和舊的秩序的反抗和奮鬥，書中最激動人的形象是覺慧；曹禺的作品則著重對大家庭的腐化和舊的婚姻制度的揭露。覺慧的出場只是為了完成鳴鳳的悲劇，而瑞玨這一犧牲者的形象卻可以說是新的創造。她在原作中的地位並不突出，但在劇本中卻始終是性格鮮明的主角，她與覺新的關係和心理變化寫得十分細膩。劇本由她結婚開始，到死亡結束，她的遭遇就是這一悲劇的具體體現。

　　作者創造這一人物很用力，婚夜的朗誦詩式的獨白，她和梅小姐的情致哀傷的長談，以及輾轉病榻的淒涼場面，都增加了悲劇的氣氛。劇本表現梅小姐的場面不多，但含蓄而深雋地刻劃了梅小姐對愛情的深沉和她的善良的同情心。另外一個反面人物馮樂山也比原作大為突出。巴金後來說過：「我們兩個人心目中的馮樂山並不完全一樣。曹禺寫的是他見過的『馮樂山』；我寫的是我見過的『馮樂山』。」（注：《談〈家〉》）在劇本中，這個人物是作為舊勢力的代表而正面出場，這就給青年人的婚姻悲劇找到了社會勢力的根源。劇本的情調比小說原作低沉，它強調了婚姻的不幸而略去了青年人的活動和出走。但它不是一般的改編，在藝術上有新的創造，而且在控訴舊家庭的不合理方面也仍然能夠取得動人的效果。

　　從以上這些作品看來，曹禺最熟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裡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和封建的家庭生活。對於這方面的題材他都能處理得得心應手。從《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品的強烈悲劇氣氛中，可以看出他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和對舊社會制度的憤慨。但曹禺並不停止於對舊社會制度的暴露和批判，《雷雨》中他寫了工人魯大海，《日出》中出現了打夯的勞動歌聲（作家說「我硬將我們的主角推在背後」），說明作家對人民終將勝利抱有強烈的希望和期待，而這又正是促使他無情地抨擊那些社會渣滓的力量的來源。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