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發展與初期創作(3)

思想發展與初期創作(3)

　　然而《蝕》——特別是其中的《動搖》——描繪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歷史圖景，刻劃了那一歷史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幻滅、動搖、追求以至於最終的失敗的結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這浪潮退落以後反動勢力的猖獗。人們從中可以看到在那個苦難的時代一些青年受著怎樣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經歷著怎樣曲折、苦痛的路程。《蝕》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雖然小說有關革命主流的描寫過於單薄，有些細節描寫也還缺乏嚴格的選擇。但它仍然對時代生活作了比較廣闊的反映，並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中刻劃人物，細緻入微地描寫了他們的心理狀態。這部小說在發表的當時立刻引起較大的注意。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將《幻滅》送交《小說月報》發表時原來所署的筆名是「矛盾」（注：茅盾原來署名「矛盾」，《小說月報》編者「以為『矛盾』二字顯然是個假名，怕引起（反動派）注意，依然會惹麻煩」，於是改「矛」為「茅」（參見茅盾：《寫在〈蝕〉的新版的後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樣，他當時的心情確實是極其矛盾的。儘管他毫不掩飾地在作品中表現了自己由於革命失敗而引起的消沉幻滅的情緒，在隨後所寫的《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又進一步對寫作這部作品作了解釋，還因此對當時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有所保留；同時卻對自己這種情緒以及「竟做了這樣頹唐的小說」感到不滿。他表示：「我希望以後能夠振作起來，不再頹唐」，並「相信我是一定能的」。

　　為了避開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也為了「改換一下環境」，把「精神蘇醒過來」（注：《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1928年10月），他東渡日本，在那裡短住一個時期。內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擺脫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種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瞭在革命風暴中得到過鍛煉的茅盾，並沒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勢所壓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戰鬥。這些複雜的思緒以及由此引起的苦悶和鬥爭，在他寫於日本的總題為「隨筆七篇」的一組優美的散文裡，隱約可見。

　　在一九二九年所寫的長篇小說《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觀失望的心情逐漸消褪。這部小說的原來計畫是要「為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寫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為止。從已完成的部分看來，雖然結尾略嫌匆迫，卻也自成一個整體。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個對舊社會始終採取挑戰態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沖」，她「喜歡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作品一開頭就描寫梅行素乘輪駛出「四川的大門」——夔門時的情景，把對三峽景物的描繪和對人物心境的刻劃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來，夔門內外正是兩個絕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寫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變化，真實、細膩地寫出了潮湧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對於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擊傳統思想的文字給她以快感，主張個人權利的文字也使她興奮，而描寫未來社會幸福的預約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還寫出了梅行素在前進道路上的彷徨苦悶的心情。

　　當她發現個人權利和幸福的願望不能實現時，她也有過「一些搖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頹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畫圖上一切色彩都配錯了」，她處處感到自己和環境的不協調，而且這樣的感覺越到後來越強烈。梅行素的苦悶，反映了五四運動後僅僅基於「自我價值的認識」或是「生活意義的追求」而進行個人奮鬥的知識青年的共同的苦悶。

　　但是飛出家庭牢籠的梅行素，既沒有鎩羽歸去，也沒有頹廢墮落。她是一個意志剛強的人，她「要單獨在人海中闖」，「去闖另一個圈子」。這樣她就來到了上海。作品最後三章描寫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後的迷惘和不安，描寫了她在革命者梁剛夫的幫助和馬克思主義教育下的初步覺醒。她感到「什麼事都得從頭學」；她參加了「五卅」運動；她要「負起歷史的使命來」，「把帝國主義，還有軍閥，套在我們頸上的鐵鍊燒斷」；她還認識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脈是在小沙渡，楊樹浦，爛泥渡，閘北，這些地方的蜂窩樣的矮房子裡跳躍」。從整個作品看來，雖然梅行素思想轉變的過程還寫得不夠充分，梁剛夫的形象也欠飽滿，但梅行素的發展道路是合乎生活發展的邏輯的，她的道路是舊中國知識青年逐漸擺脫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的道路。從這些描寫可以看出，茅盾的思想較寫《蝕》時已經有了明顯的進展。

　　一九三〇春，茅盾自日本返國。這時國內的農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發展，左翼文藝運動正在党領導下以上海為中心蓬勃展開。茅盾受革命形勢的鼓舞，思想感情上悲觀頹唐的暗影已經消失，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認識也有了變化。他參加了「左聯」，一度擔任過行政秘書（書記）工作，和魯迅往還親密。隨著思想上的這些進展，他的創作也出現了新的面貌。

　　在回國後的最初一年多時間內，他陸續寫了中篇小說《路》、《三人行》和取材於歷史故事的短篇。《路》以一九三〇年的武漢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大學生火薪傳的覺醒道路。火薪傳原來對政治和世事都採取懷疑態度，隨後通過學生運動和革命者雷的啟示，逐漸認識到只有「前進還有活路」，同時「要堅韌，不消極，也不發狂」。《三人行》描寫了許、惠、雲三個青年：許多不可知論走向俠義主義，又因俠義主義失掉自己的生命；惠是一個中國式的虛無主義者，但冷酷無情的現實終於證明了他的虛無主義的破產；出身于富農家庭的雲是一個實際主義者，因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敗落，他被拋出向來的生活軌道而參加了實際鬥爭。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樣，《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為革命真理的傳播者而出現的。

　　這兩篇小說因為作者對大革命後的青年生活不夠熟悉，開掘不深，也未能創造出真實具體的人物形象。正象茅盾自己後來所說的：《蝕》的缺陷說明了「一個作家的思想情緒對於他從生活經驗中選取怎樣的題材和人物常常是有決定性的」；而《三人行》的弱點則又說明了「徒有革命的立場而缺乏鬥爭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注：《茅盾選集·自序》）。但是，從渲染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滅、動搖，到反映他們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漸覺醒、參加鬥爭，就茅盾的思想發展和創作道路而言，仍然是一種可貴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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