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從《而乙集》到《花邊文學》(2)

從《而乙集》到《花邊文學》(2)

　　當他把《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送給國外刊物去發表時，關心他的人勸他考慮一下自己的安全，魯迅毫不退縮地表示：「那不要緊！有人應該說話，有人應該說出真理。」（注：據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回憶，這是魯迅為《新群眾》作《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時說的話，史沫特萊原文曾被譯登於1939年12月1日金華出版的《刀與筆》創刊號上）他這樣做了。「于無聲處聽驚雷」（注：這是魯迅1934年《無題》詩七絕的最後一句），這是從被禁錮的生活中迸發出來的洪亮的聲音。在這些文章裡，魯迅對於文學的解釋是完全立足於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原則的，這個原則還得到了同是收在這兩個集子裡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補充。

　　他談創作，談批評，談翻譯；論金聖歎，論肖伯納，論俄國和蘇聯的作家。從豐富的藝術現象中揭示客觀的法則，證明了理論指導對於文學活動的意義。在對「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的論爭裡，又以鮮明的階級觀點揭發資產階級所謂人性論、「永恆主題」、「民族中心」、「創作自由」等等的虛偽性，雄辯地指出文學上一些根本問題的實際命意之所在；同時又從文學與政治、作家與革命的正確關係出發，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上海文藝之一瞥》和在「左聯」成立會上的講話裡，對一些革命文學家盡了諍友的責任。把這幾個方面分散的文章綜觀一下，可以看出，魯迅對於文學的見解是比較系統的，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上的成就和貢獻，標誌著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的高大的形象。

　　魯迅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以後，變化自然不限於藝術觀點，他在藝術問題上那些根源於階級論的思想特點，同樣充分地體現在其它方面的雜感裡。和前期雜感所包含的社會批評與政治鬥爭的內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變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後各個集子裡有了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反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國共產黨多次發表宣言，主張團結抗日，蔣介石對外採取不抵抗主義，對內繼續進攻革命根據地。大敵當前，愛國與不愛國，擁護民族利益與出賣民族利益，以及愛國與擁護民族利益的徹底與否，由於階級的不同而呈現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證明民族矛盾，歸根結底，仍然深刻地聯繫著階級矛盾。當時南京政權多次改組，上臺下臺，此去彼來，其中有再作馮婦的軍閥，有新承恩寵的政客。社會上更是充斥著「做戲」式的宣傳，一切營利、作偽、黃色歌舞、美國電影《兩親家探非洲》，也都貼上了「愛國」的商標。

　　魯迅在自己編輯的通俗小報《十字街頭》上，對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評。他說：「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難行難》裡，他把蔣介石召見胡適，「對大局有所垂詢」，和後者當年「陛見」溥儀、口稱「皇上」並論，暗示其不惜沿門托缽以求賣身投靠的醜態；在《「非所計也」》裡，從輿論認為陳友仁和芳澤先後登臺，中國問題可望通過兩人「友誼」解決，指出把外交活動寄託在「私人感情」上，夤緣投機，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敗，非所計也」的屈辱的後果。託辭「愛國」，暗圖升官，偽裝「抗日」，陰謀妥協，經過魯迅的揭發和分析，清楚地表明這些不過是歷史轉折關頭從社會角落泛了起來的「沉滓」，而真正能夠反帝愛國的則是先進階級領導下正在覺醒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正是因為這樣，從《「友邦驚詫」論》開始，在以後的一系列雜感裡，魯迅又給群眾愛國運動——首先是學生愛國運動以積極的支援。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魯迅開始用種種筆名，為《申報》副刊《自由談》寫稿，先後結集的有《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注：魯迅把1933年寫的而不是發表在《自由談》上的雜感，另外收錄在《南腔北調集》裡。不過《花邊文學》中有一部分雜感，是登在陳望道主編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上的。《中華日報》是國民黨改組派的報紙，當時有一些革命作家進入編輯部，聶紺弩、葉紫都曾經是《動向》的編輯）等三書。

　　《偽自由書》輯錄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雜感，以時事短評為主。魯迅在《前記》裡說：「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由於文網森嚴，筆墨自不免趨向隱晦。但是言之有物，雖曲折而不失其犀利，畢意是《偽自由書》的特點；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為青年辯護和向不抵抗主義追擊，立意遣詞，則又較為軒豁和明快。

　　魯迅在《逃的辯護》、《崇實》、《保留》裡，和寫於同一時期而收在《南腔北調集》裡的一些雜感一樣，不斷地為愛國行動聲援，保衛了青年和群眾的鬥爭。他從環境、地位、責任、性質出發，區別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賣國與愛國之間的界線，究其實際，仍然是對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階級的分析。在魯迅看來，青年學生是愛國的，他們的「逃難」正是國民黨壓制愛國運動的結果，他說：「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

　　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調集·論「赴難」和「逃難」》）在魯迅看來，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愛國的，他們的好象「一盤散沙」，正是統治者的「治績」，他說：「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注：《南腔北調集·沙》）他從現實生活中舉出生動的例證，為青年和群眾辯護，說明真正出賣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集團的國民黨政權及其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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