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從《而乙集》到《花邊文學》

從《而乙集》到《花邊文學》(1)

　　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上海是當時全國工人運動和文化運動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殺加速了兩極的分化，革命活動轉入地下，在紙醉金迷的生活背後，階級鬥爭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個方面，並且愈來愈趨於激烈。魯迅和許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領導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以他的堅貞、英勇、倔強和智慧，在這一「圍剿」和反「圍剿」鬥爭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大」（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

　　魯迅這一時期寫的主要是雜感。雖然雜感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對者的攻擊：自稱「詩人」的紳士輕視它，「死抱住文學不放」的「第三種人」嘲笑它，「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奚落它，誣之為「投機取巧」，鄙之曰「雞零狗碎」，但魯迅還是積極提倡，堅持寫作，「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注：《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一九三五年底，他為《且介亭雜文二集》作後記的時候，具有總結意義地回顧了自己寫作這類文章的始末，他說：「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裡的最末一篇止，共曆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雜感之所以在魯迅筆下大量出現，愈寫愈多，主要是因為政治形勢的變化和革命鬥爭的需要。

　　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經作過這樣的分析，他說「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裡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裡；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前後綿延了二十年的雜感，忠實地記錄了作家的思想和「時代的眉目」（注：《且介亭雜文·序言》）。

　　寫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雜感，比較顯著地反映了魯迅在思想飛躍後繼續進取和不斷鞏固的特點。這些雜感絕大多數收在《而已集》和《三閑集》裡。《而已集》裡所收在廣州寫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華蓋集續編》的承衍，繼續對文化界資產階級右翼進行頑強的鬥爭；有些接觸到香港這個殖民地社會，直接寫出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質。較多的篇什則是對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強烈譴責。

　　儘管在當時的環境中，「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恆先生》），魯迅卻依然在《談「激烈」》、《可惡罪》等篇中，懷著無法抑制的憤怒，揭露了這是個「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小雜感》尖銳諷刺和勾畫了蔣介石這個政治流氓的反動嘴臉：「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從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到短文《革命文學》，標誌著作者對文學和革命關係的認識的進展，後者成為這一時期新的探索的起點。

　　到上海後不久，魯迅對梁實秋的主張人類應以智愚分等級、文學要寫永久的人性等等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立刻在《盧梭和胃口》、《文學和出汗》裡作出邏輯嚴密的反擊。從這些文章看來，階級論開始成為他的理論的基礎。收在《三床集》裡關於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爭的文字，有對當時革命形勢的嚴峻清醒的分析，有對文藝與社會、思想與藝術等關係的比較全面的論述；作家世界觀問題已成為全部論點的中心，這不能不說抓住了重要的關鍵。

　　從這時起，魯迅開始有計劃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正如他自己稍後說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注：《三閑集·序言》）。他不僅翻譯了這方面的書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寫入一些雜感。魯迅清楚地說明了階級屬性對於意識形態的關係，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注：《三閑集·文學的階級性》）

　　他又以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嚴肅的，因而說：「從這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注：《三閑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這些意見表達了作家對一些根本問題的清醒認識。《而已集》和《三閑集》裡許多文章，是他有意識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從一九三〇年前後開始，魯迅是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而現身於文壇的。這一時期，他自覺地站在黨的旗幟下戰鬥。黨對他的影響和他自己思想所達到的馬克思主義的水準，賦予魯迅雜感以突出的革命樂觀主義的氣息。個人奮鬥的痕跡消除了，長期以來「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注：《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的問題解決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衛理想是他後期雜感的主要內容：他保衛無產階級文學，保衛人民革命事業，保衛共產主義；從集體主義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種從容不迫、應付裕如的戰鬥的風格。最初集中地體現這種風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調集》。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以及「左聯」五作家被慘殺後寫成的一系列文章裡，魯迅明確地宣佈自己的立場，聲言文學應該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一翼」，並且通過生動的事實預告了它的發展和壯大。當時恐怖與黑暗統治著中國，魯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緝，任何一段類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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