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3)

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3)

　　在兩個口與論爭中，魯迅先後發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章，對文藝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提出了精闢的意見。魯迅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生動有力的駁斥了託派對党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攻擊和誣衊。魯迅指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地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立場。」

　　在這裡，魯迅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一口號本身在文學意義上的不明了性，正確在說明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關係，而且針對左翼文學隊伍中有的人忽視、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錯誤，特別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魯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標幟」的意見，批評了「國防文學」某些擁護者狹隘的小團體思想，也批評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某些擁護者在理論解釋上的關門主義觀點。

　　他說：「文藝家的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在魯迅看來，提出「國防文學的聯合戰線」或「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下聯合起來」，都是不正確的。

　　魯迅全面地解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的關係，指出「國防文學」是「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這個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的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

　　至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它「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魯迅鄭重地指出，「國防文學」口號應當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並存」，他「是並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魯迅還建議不要「喊口號，爭正統」，「而在實做」，以便在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

　　魯迅關於兩個口號的正確解釋，得到許多作家包括提倡「國防文學」作家的擁護。茅盾認為，魯迅關於兩個口號「之非對立的而為相輔的」這種解釋，廓清了人們由於「二口號之糾紛所惹起的疑惑」（注：《關於〈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文學界》第1卷第2號，1936年7月10日）。茅盾主張：「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是現在左翼作家創作的口號！二、『國防文學』是全國一切作家關係間的標幟！」（注：《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文學界》第1卷第3號，1936年8月10日）

　　兩個口號的物件、範圍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愛國的、共同對敵的口號。正因為如此，階級敵人對兩個口號雖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採取了反對的態度。他們說：「左翼作家所宣導的『國防文學』，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所謂『人民陣線』，均系以宣傳抗敵為煙幕，以挑撥人民對政府發生惡感為手段，以鼓吹階級鬥爭為目的，其毒害人心，為禍社會，良非淺鮮。」（注：《文學與民族精神之關係》，《浦聲週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三十年代中期的這場爭論是革命作家內部的論爭，但當時卻形成了幾乎對壘的形勢。《光明》、《文學界》等刊物主要發表「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夜鶯》、《現實文學》等刊物主要發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擁護「國防文學」口號的作家，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發表《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作家，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出現了「兩個陣容，一條戰線」的不正常的狀況。

　　當時參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很多，除論爭中心上海之外，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東京均有反響。根據對三百多種報刊的不完全統計，發表的有關文章達四百八十篇之多。論爭的問題除關於兩個口號的優劣外，還涉及到文學創作要不要以抗日為中心題材，要不要提倡進步的創作方法，如何團結中間階層作家，創作自由和批評態度等問題。

　　發生在新的歷史轉折關頭的這場論爭，擴大了文藝上抗日救亡運動的聲勢和影響，加深了作家對文藝為抗日鬥爭服務的認識，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進一步明確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批判了「左」的宗派主義和開始出現的右傾苗頭，討論了文學運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促進了抗日救亡形勢下文藝創作的發展，因而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但是，正當民族危機迫在眉睫，論爭雙方的某些文章夾雜有無原則的意氣之爭和小團體傾向，也不免分散了力量，影響了團結，妨礙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早日形成。

　　很多文藝工作者和群眾感到兩個口號的基本精神沒有分歧，重要的是更快地以實際行動投入日益緊迫的抗日鬥爭。他們希望早日結束革命文藝界內部的論爭，有的刊物上發出了「作家們！更進一步的握手吧」的呼聲，表示「希望參加兩個協會的會員們自動的起來做這種合併的活動」（注：《作家們！進一步的握手吧》，《永生》週刊第1卷第17期，1936年6月27日）。

　　到了九月中旬，艾思奇等提出愛國主義的新啟蒙運動，要求兩個口號停止爭論，他進一步說明：「愛國主義的文化運動完全是民主主義的性質。並且要在民主主義的精神之下結合成文化上的聯合戰線。……這是急需要積極地做起來，而且需要五四時代以來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注：《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理論的論戰太多了，就未免會成為空洞的論爭」（注：《文學論爭所得的結果》，後收入《實踐與理論》）。不久，兩個口號的爭論，逐漸緩和下來。

　　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葉紹鈞、謝冰心、周瘦鵑、包天笑等文藝界各方面代表人物共二十一人，聯合簽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注：《文學》第7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這表明兩個口號論爭基本結束和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從而為後一階級更廣泛的團結抗日，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基礎。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