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2)

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2)

　　他們根據這些檔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正式提出「國防文學」作為文學運動的中心口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肖三給國內寫信，認為「普羅文學」的口號造成關門主義，提出解散「左聯」。這封信通過魯迅轉給了「左聯」黨組織的領導人。魯迅認為，「左聯」不必解散，它可以作為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核心繼續存在；如要解散，亦應發表宣言。「左聯」的一些領導人出於種種考慮，未能充分尊重魯迅的意見，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聯」，沒有發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總結左翼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時，一致肯定了提倡「普羅文學」以來的巨大成就。

　　由於「國防文學」口號反映了人民愛國的要求，提出後引起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重視。許多作家發表文章，初步闡述「國防文學」提出的現實基礎與精神實質，並相繼出現了「國防戲劇」、「國防詩歌」、「國防音樂」等口號。在創作上也有新的收穫。《文學》、《光明》、《文學界》等刊物上，陸續刊載和推薦了不少「國防文學」的作品，中國詩歌會還出版了「國防詩歌叢書」。

　　「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後不久，徐行先後發表《評「國防文學」》、《再評「國防文學」》、《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文學》等文，從「左」的觀點出發，抹煞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要求，否認在中國有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也反對文藝界在抗日旗幟下的聯合。他指責「國防文學」提倡者是「資產者的辯護士」，「陷在愛國主義的汙池裡面」（注：《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文學》，《新東方》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29日）。當時從國際到國內，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對建立反帝統一戰線，誣衊革命力量，徐行的觀點實際上附和了這種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駁斥。

　　周揚的《關於國防文學》、郭沫若的《國防·汙池·煉獄》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條件下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作家團結起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說明革命作家的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指出徐行實質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過程中，「國防文學」的宣導者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周揚在《現階段的文學》（注：《光明》第1卷第2號，1936年6月）一文中，簡約地回顧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學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作用，接著指出：「國防文學就是配合目前這個形勢而提出的一個文學上的口號。它要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

　　同時，周揚認為，統一戰線內部「鬥爭並未終熄」，「革命文學應當是救亡文藝中的主力」（注：《關於國防文學》，《文學界》創刊號，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國防文學」創作的基本內容發表了意見，他認為「這是喚起民眾對於國防注意產文學。這是暴露敵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學。這是排除一切自餒的屈伏的漢奸理論的文學。這是宣揚民眾救國熱情和英勇行為的文學」（注：《需要一個中心點》，《文學》第6卷第5號，1936年5月，署名波）。

　　郭沫若認為「國防文學」的創作內容「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塗抹。這兒應該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倀的東西」（注：《國防·汙池·煉獄》，《文學界》第1卷第2號，1936年7月）。「國防文學」主張者還著重地說明，這種文學同鼓吹反蘇反共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是尖銳對立的，而同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文學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根據當時抗敵鬥爭的任務，他們雖然強調創作抗日救國的文學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國防文學運動並不排斥不寫或少寫抗日題材但贊成抗日的作家。

　　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歷史轉折關頭，「國防文學」的某些宣導者還不能充分認識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辯證關係，因而也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確觀點。有的以「國防文學」口號劃線，提出「國防文學的聯合戰線」（注：黃俞：《新的形勢和文學界的聯合戰線》，《文學界》第1卷第3號，1936年8月）；甚至斷定』從今以後，文藝界的各種複雜派別都要消滅了，剩下的至多只有兩派：一派是國防文藝，一派是漢奸文藝」（注：《文藝界的統一國防戰線》，《生活知識》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

　　有的人看到民族矛盾上升而低估國內的階級矛盾，盲目樂觀地認為「這裡沒有這樣的問題；誰統一了誰」（注：《論兩個口號》，《文學界》第1卷第3號）。也有人錯誤地提出：「普洛不應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注：徐懋庸致魯迅信），「『領導權』並不是誰所專有的，各派的鬥士，應該在共同的目標下，共同負起領導的責任來」（注：新認識社同人：《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新認識》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革命根據地來到上海，他向魯迅傳達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為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確的意見」（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魯迅、茅盾、馮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

　　本來，這個口號作為統一戰線中左翼文學的口號，可以與「國防文學」互相補充，並行不悖。雙方認識上的一些差異，也完全可以通過討論，逐步統一起來，推動文藝界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胡風首先以個人名義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注：《文學叢報》第3期，1936年6月1日）一文中提出這個口號。他既沒有正確解釋新口號的內容和說明這個口號產生的具體經過，又避而不談它與已經風行於文壇的「國防文學」的關係；字裡行間，還存在著把兩個口號對立起來、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代替「國防文學」的意思。

　　知道事情經過的芭盾當時就指出：「曾在魯迅先生處聽得了這口號的胡風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來與『國防文學』的口號對立」，「有意無意地曲解了魯迅先生的意思」（注：《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文學界》第1卷第3號，1936年8月10日）。魯迅也批評胡風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由於胡風的這種行動，也由於雙方認識不一致並有著宗派主義，終於爆發了兩個口號的激烈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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