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藝大眾化運動(3)

文藝大眾化運動(3)

　　此外，藝術至上主義、輕視大眾化作品的思想、把大眾化運動局限于少數知識份子「研究會」階段的脫離群眾的作法，也都受到了批評。在討論中，茅盾和瞿秋白還就實現文藝大眾化的關鍵何在，交換了意見。茅盾認為「技術是主，作為表現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只有學習舊小說適合大眾習慣的描寫方法，才能創作出好的大眾文藝（注：《問題中的大眾文藝》，《文學日報》第1卷第2號，1932年7月，署名止敬）。瞿秋白則認為首要的任務是寫出大眾文藝，然後才能要求好的大眾文藝；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語言文字。過份強調寫作技巧，會使初學寫作者不敢動手，結果勢必取消大眾文藝的廣大運動（注：《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文學月報》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這些都有助於對問題認識的深化。正當革命作家提倡大眾化，要求為群眾創作通俗讀物如連環圖畫和唱本的時候，「第三種人」蘇汶射來了一支冷箭，他惡意地反問：「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注：《關於〈文學〉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現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魯迅在《「連環圖畫」辯護》中，以中外古今美術史上許多名畫為例，生動地「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裡面了」（注：《文學月報》第1卷第4期，1932年10月），給了蘇汶的挑釁以有力的回擊，揭露了他對於藝術史的無知。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討論，是文藝大眾化運動多次討論中規模最大、歷時最久、涉及問題最多的一次。在這以後，革命作家還就文藝大眾化的幾個重要問題，如舊形式、大眾語、通俗化等，分別作了進一步的探討。

　　一九三四年春夏，報刊上重新展開文學的新舊形式的討論。有人以內容和形式不能分割為理由，指責利用舊形式「類乎『投降』」，是「機會主義的辦法」（注：耳耶（聶紺弩）：《新形式的探求與舊形式的採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1934年4月24日）。魯迅在《論「舊形式的採用」》中，全面地闡述了這個問題。對於舊形式，他既反對一味拒絕，也不同意「『整個；捧來」。他認為舊形式只能「採取」其中適用於新作品，能夠「溶化於新作品」的部分；新形式也只有在批判繼承舊形式，從中吸取「滋養」，以發達自己「新的生體」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他說：「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

　　他的結論是「採用」舊形式，「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1934年5月4日）。如何對待舊形式，涉及到批判繼承遺產、創造新的民族形式等問題。「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不少作家受到形式主義觀點的影響，對舊形式採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在大眾化討論中，有些作家即使同意利用舊形式，也往往把新舊形式完全對立起來，並把利用舊形式看作是暫時遷就群眾藝術趣味的權宜之計。魯迅的這一態度，就積極得多，並且精闢地揭示了新舊形式之間推陳出新的辯證關係，對於創作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同年五月，汪懋祖、許夢因等人在國民黨頭子陳立夫指使之下，重彈「文言復興」老調，主張中小學普遍學習文言和讀經，引起一場文言白話的論爭。這個問題，就理論而言，早在「五四」時期已經解決，這種論調不過是歷史沉滓的泛起，經不起一駁就又沉落下去。六月起，論戰轉為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的討論。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在三十年代初已經提出，瞿秋白是最熱心提倡的一個。

　　這時，在作家、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間展開熱烈討論。討論涉及到文字改革、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範圍很廣；就文學方面而言，則是「從前為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在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眾語」（注：《文言——白話——大眾語》，《申報》副刊《自由談》，1934年6月18日），可見大眾語討論正是文藝大眾化討論在語言問題上的一個繼續。大家認為大眾語應該是「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注：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申報》副刊《自由談》，1934年6月19日），並且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注：陶知行（陶行知）：《大眾語文運動之路》，《申報》副刊《自由談》，1934年7月4日）。魯迅認為它應該採用方言，但需要不斷改進提高；應該力求淺豁，但了需要吸收外國語文的字彙和語法，使之豐富和精密。他指出大眾語的雛形，已經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開始形成（注：《答曹聚仁先生信》，《社會月報》第1卷第3期，1934年8月）。這些意見和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基本一致而又進了一步。

　　魯迅糾正了瞿秋白原先文章裡的一些錯誤意見，批評了藉口白話文不夠通俗而否定「五四」新文學的傾向；在《「徹底」的底子》一文中，尤其尖銳地批評了那種認為「現在的一切文藝，全都無用，非徹底改革不可」的「左」到變成荒唐的意見。在《門外文談》中，魯迅深入淺出地說明了文字原在人民中間萌芽，後來才為特權者所收攬，成為少數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又分析了在文字出現以前，人們已在勞動實踐中創造了「杭育杭育派」的藝術，只是因為沒有記錄下來，容易消滅，流傳的範圍也很有限。

　　魯迅認為：「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注：《申報》副刊《自由談》，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他考察了文字和文學的發展歷史，將文字拉丁化、大眾語、文藝大眾化三者統一起來，對這一問題作了全面深刻的論述。當時進步文化界還發起過手頭字運動，目的也是簡化文字，使之能為更多的人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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