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藝大眾化運動(2)

文藝大眾化運動(2)

　　一九三一年冬開始第二次討論。由於「左聯」事先對一些錯誤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為「九一八」以後廣泛動員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客觀要求所推動，文藝大眾化受到更大的重視。同年十一月，「左聯」執行委員會通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指出：

　　在創作、批評，和目前其他諸問題，乃至組織問題，今後必須執行徹底的正確的大眾化，而決不容許再停留在過去所提起的那種模糊忽視的意義中。只有通過大眾化的路線，即實現了運動與組織的大眾化，作品、批評以及其他一切的大眾化，才能完成我們當前的反帝反國民黨的蘇維埃革命的任務，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這裡顯然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左」的要求，但是，決議強調大眾化是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它的解決「實為完成一切新任務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卻證明了「左聯」對文藝大眾化的高度重視。

　　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聯」秘書處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再次把實現文藝大眾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聯』的鬥爭還沒有在實際生活鬥爭上發生很大的效果，那關鍵就在『左聯』現在還沒有真正的實行著轉變——『面向群眾』，因此，切實的全般的實行這個轉變，就是當前的最緊要的任務！」（注：《秘書處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這些決定和號召，擴大了文藝大眾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範圍，強調了它在整個革命文學建設中的意義，成為第二次討論的綱領。在一年多時間內，《北斗》、《文藝新聞》發起徵文，《文學導報》、《文學》（半月刊）、《文學月報》等刊物發表不少文章，連續不斷地討論了文藝大眾化。革命作家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分析革命文學其它問題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眾化問題。文藝大眾化，成為整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注意的中心。

　　文學形式仍然是這次討論的主要方面。鑒於舊的通俗文藝的形式最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瞿秋白認為革命作家不能輕視舊形式，「革命的先鋒隊不應當離開群眾的隊伍」，「革命的大眾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群眾讀慣的看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分養成群眾的新的習慣，同著群眾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注：《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號，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陽）與此同時，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國際革命文學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現實、富有戰鬥性、短小精悍等優點，它們既能很好地表現新的內容、新的思想，又比較便於群眾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

　　周起應指出，「我們要儘量地採用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如……報告文學，群眾朗讀劇等」（注：《關於文學大眾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在這以後，報告文學等形式就迅速地繁榮起來。在瞿秋白的積極推動下，討論還著重地提到文學語言問題。瞿秋白針對新文學作品的語言還相當嚴重地脫離群眾，主張推行「俗話文學革命運動」。他詳細地說明了「在『五方雜處』的大城市和工廠裡，正在天天創造普通話」，它一方面「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和「所謂『官話』的軟化」，一方面又是「各地方土話的互相讓步」，「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它同時還「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著現代科學藝術以及政治的新的術語」。

　　這種語言「可以寫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談科學，可以表現藝術」（注：以上引文散見《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文學》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署名史鐵兒）和《大眾文藝的問題》兩文）。他認為應該由此來逐步形成新的文學語言。儘管這些意見包含了對於「五四」白話運動的歷史功績估計不足的錯誤傾向，但強調從人民口頭語言中吸取、提練文學語言，卻將問題向前推進了一步，並且切合于當時革命文學創作實踐的需要。它還成為一九三四年大眾語討論的前奏。

　　這次討論還較多地涉及到大眾化作品的內容和作家向群眾學習等問題，這些都是一九三〇年春的討論很少或者沒有觸及到的。周起應認為形式固然是實現大眾化的「先決問題」，「最要緊的是內容」（注：《關於文學大眾化》）。瞿秋白強調大眾化作品應該寫革命的「大事變」、勞動人民的鬥爭和地主資產階級的罪惡等題材；他批評了一些作品中淺薄的人道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傾向，認為「普洛大眾文藝的鬥爭任務，是要在思想上武裝群眾，意識上無產階級化」（注：《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他們分別提出了「到大眾中去，從大眾學習」和「『向群眾學習』——就是『怎樣把新式白話文藝變成民眾的』問題的總答覆」的口號。

　　瞿秋白希望革命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說書的，唱小唱的，賣胡琴笛子的，擺書攤的裡面去，在他們中間謀一個職業」，以茶館、工房、街頭為活動場所，「去觀察，瞭解，體驗那工人和貧民的生活和鬥爭，真正能夠同著他們一塊兒感覺到另外一個天地」（注：《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這裡包含了作家應該努力接近群眾，學習他們的語言，瞭解他們的鬥爭生活，熟悉他們的藝術愛好以至於思想感情等要求。這些提法雖然還不夠全面和完整，卻也可以看出對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深入和提高。c

　　討論的深入還表現在不同的意見有了初步的交鋒。當鄭伯奇表示文藝大眾化遲遲不能實現，「第一重困難在大眾自己」，他們缺少接受文藝作品的「相當的準備」（注：《大眾化的核心》，署名何大白；轉引自瞿秋白《「我們」是誰？》）時，瞿秋白立即指出這種「智識分子脫離群眾的態度，蔑視群眾的態度」，「站在大眾之處，企圖站在大眾之上去教訓大眾」的態度，正是實現大眾化的「深刻的障礙」，「必須完全剷除」（注：《「我們」是誰？》《瞿秋白文集》第2冊，875—878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