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4)

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4)

　　魯迅和瞿秋白都以黃震遐的「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的小說《隴海線上》中的一段描寫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裡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裡與阿拉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瞿秋白指出「這是不打自招的供狀。他們民族主義的文學家自己認為是『客軍』」，而把中國民眾當做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看待（注：《屠夫文學》（後改名《狗樣的英雄》），《文學導報》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魯迅也指出：「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放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魯迅強調說：僅以這一節為例，也足以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瞿秋白和魯迅還分析了黃震遐的劇詩《黃人之血》和萬國安的小說《國門之戰》，揭露它們進行反蘇反共、媚日求降的宣傳。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地蠶食中國領土，所謂「民族主義」者不僅不起來反對外來侵略，卻堅持反革命內戰，並且希望同侵略者一起去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正如瞿秋白所說：「文藝上的所謂民族主義」，「只是紳商階級的國家主義」，「只是法西斯主義的表現，企圖製造捍衛帝國主義統治的所謂『民族』的『無上命令』，企圖製造服從紳商的奴才性的『潛意識』，企圖製造甘心替階級仇敵當炮灰的『情緒』——勞動者安心自相殘殺的殺氣騰騰的『情緒』。」（注：《青年的九月》，《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魯迅痛斥這是在給自己的民族「盡些送喪的任務」（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這些，就是他們所謂的民族主義的實質，也就是他們被革命作家揭露出來示眾的真實面目：毋需多少理論上的批駁，他們的反動政治目的就已經暴露無遺了。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原是國民黨反動派意識到「『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注：魯迅：《中國文壇上的鬼魅》，英文《現代中國》月刊第1卷第5期，原文後收《且介亭雜文》）以後，為配合其政治上各種法西斯的迫害手段，而指令文藝走卒玩弄的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把戲。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包含著民族主義的要求，這是反映了人民大眾的共同利益的。然而這個由國民黨反動派直接策劃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雖然也從資產階級學者那裡借用了一些詞句，卻並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文學運動，更和民族主義或人民大眾的利益全不相干。

　　他們不僅仇恨並力圖撲滅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且毫不掩飾自己把工農大眾視為「異族」，卻把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當作鎮壓革命人民的「同類」和進攻社會主義蘇聯的「前驅」的立場。他們本是一夥地地道道的民族敗類，偏要打著「民族主義」旗號招搖過市。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諷刺。在革命作家嚴正有力的駁斥和揭露面前，他們連招架還手的能力也沒有。

　　魯迅說過：這些人「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只能令人掩鼻和唾棄。所以他們此後雖然依仗著反動政府的權勢和金錢，斷斷續續在各地出些書刊，卻更沒有人理睬。其成員，有的繼續領取津貼，棄「文」就「武」；有的從此走散，銷聲匿跡：終於窮途末路，名存實亡。在這場鬥爭中，革命作家很好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武器的戰鬥威力。至於有些文章更多地著眼于揭露對方希冀日本借中國的東北作為跳板去進攻蘇聯的罪惡企圖，而沒有著重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戳穿他們出賣民族利益，甘心充當亡國奴的漢奸面目，則反映出「左」傾路線對於「九一八」事變以後政治局勢和鬥爭任務的錯誤估計，以及這種估計所產生的消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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