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

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1)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它在幾次文藝論戰中的接連勝利，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深入傳播，使革命文學的反對派改變策略，由公開的反對攻訐轉為隱蔽的也是更為陰險的破壞。對此，革命作家是有所警惕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雖有王明「左」傾路線的明顯影響，但也大體正確地指出：「在敵人的文藝領域，不僅只注意到民族主義文學和新月派等就夠，還必須注意到其他各種各樣的反動的現象和集團，也必須注意到那在各種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動性和陰謀性。」（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此後不久，果然出現了自稱為「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胡秋原、蘇汶（杜衡）之流發動的新的攻擊。這些人和「左聯」有過交往，有的曾是「左聯」成員；蘇汶譯過蘇聯文藝創作和論著，胡秋原一再聲稱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觀」，「是從樸列汗諾夫（普列漢諾夫——引者）……出發，研究文藝的人」，並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擁護》作為自己文章的副題；他們甚至聲明並不否認文藝的階級性，而只是作為「自由的智識階級」和「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的代表，向革命作家要求「文藝自由」。他們用這些來遮掩自己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不滿和破壞。所以，由此引起的鬥爭，比以前幾次要隱蔽和複雜得多。

　　一九三一年底，《文化評論》（和胡秋原等有關的一個刊物）創刊號的社評《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與烏煙瘴氣，再也沒有如今日之甚了。」因此他們這群』自由的智識階級」決心擔負起思想批判的天職。他們還標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和信心」。話中已經向左翼文化運動放了幾支暗箭。

　　胡秋原在同一期發表《阿狗文藝論》，叫嚷「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姦文學，是對於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瀆」。不久，他又寫了《勿侵略文藝》，揚言藝術只能表現生活，不能對生活發生任何作用，「藝術不是宣傳」，讓政治主張「破壞」藝術「是使人煩厭的」，並反對「只准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這些話表面上裝成是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國民黨改組派文人的「民主文藝」而發，但這兩者原是反動政客玩弄的把戲，在文藝界沒有任何影響。他指桑駡槐，矛頭所指，分明是對著當時已成為中國「唯一的文藝運動」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緊接著，胡秋原又寫了《錢杏村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扯下原先的面具，借清算錢杏村理論為名，肆意謾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左聯」以《文藝新聞》為陣地，連續發表多篇文章，給予回擊。由瞿秋白執筆的《「自由人」的文化運動》（注：《文藝新聞》第56號，1932年5月23日，發表時未署名），揭露他們企圖以「自由的智識階級」的名義和無產階級爭奪文化運動的領導權。文章著重批判胡秋原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反動實質，指出他的所謂「勿侵略文藝」，反對文藝成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是幫助統治階級……來實行攻擊無產階級的階級文藝」，「文藝自由」論調所真正反對的，是文藝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治服務。

　　洛揚（馮雪峰）在《致〈文藝新聞〉的一封信》裡，揭露了胡秋原「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場，公開地向普洛文學運動進攻」的「真面目」，指出當時胡秋原的「反對普洛革命文學已經比民族主義文學者站在更『前鋒』了。對於他及其一派，現在非加緊暴露和鬥爭不可」。在這種變幻著的新的形勢下，文藝戰線上展開了一場新的鬥爭。

　　當革命作家開始反擊胡秋原的論點時，蘇汶以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種人」自居，出來為後者聲援。他在《現代》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誣衊辯證法就是「變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左翼文壇根本不要文學，在他們的「霸佔」下，「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是終於只能放手了」。

　　當這些攻擊遭到駁斥，他又寫了《「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把革命的政治和藝術的真實對立起來，認為「以純政治的立場來指導文學，是會損壞了文學的對真實的把握的」，「藝術家是寧願為著真實而犧牲正確的」，以此反對政治對於文學的「干涉」。他還危言聳聽地硬說革命作家把「所有和他們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錯認為資產階級的辯護人」，剝奪了他們「創造即使不能嚴格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但至少也不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那一種作品的自由」。

　　他惡意地斷言，「這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我覺得是認友為敵」，硬給革命作家栽上迫使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作家「不敢動筆」的罪名。蘇汶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竭盡歪曲誣衊之能事，對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的關係大施挑撥離間的伎倆。他和胡秋原一唱一和，證明所謂「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確然是一丘之貉。

　　胡秋原、蘇汶的這些言論，在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對於為數不少的作家具有相當大的欺騙作用，因此危害就更大，批判也更為必要。本來，小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從屬於資產階級文學，就是受到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客觀上總在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的；在鬥爭激烈、階級陣營分明的文藝領域裡，並不存在著什麼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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