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3)

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3)

　　革命作家對「新月派」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基本上從「五四」新文化隊伍中分化出去以後，文藝戰線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第一場激烈論戰，由此開始了兩條道路鬥爭的新階段。在這次論爭中，「新月派」一再宣傳了人性論。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核心。正當革命作家舉起無產階級文學的旗幟，決心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的時候，他們宣揚這種觀點，不僅想抹殺文藝的階級性及其為政治服務的社會作用，而且企圖用人類共同人性之類並不存在的東西。將文藝工作引向資產階級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過：在資產階級的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他們總是把資產階級的人性說成是「唯一的人性」，「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新月派」在論爭中玩弄的正是這樣的把戲。經過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原形畢露，同時也就完全失去了理論上的立足點。到了論爭末期，梁實秋只能寫些《魯迅與牛》一類的歪文，除了悻悻然作些人身攻擊之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包含著不同的階層，具有各不相同的社會聯繫和經濟利害，再加上現代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他們的政治態度既不是鐵板一塊，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新月派」內部也是如此。他們中間象胡適、梁實秋之流，與國民黨反動統治越來越緊密地勾結在一起。有些人在思想創作上最初就與胡適等有所不同，後來逐步認識到反動派的政治本質，與他們疏遠了，專心致志於學術研究。有些人還逐漸向人民靠攏。「九一八」以後，淩淑華等人的作品，表現出一定的抗日要求；到了民主革命後期，聞一多成了著名的民主戰士，並且為此獻出了生命。這些分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不同道路，也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繼「新月派」之後，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挑釁的是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國民黨反動政府「奠都」南京以後，立即著手實施「党治文化」。一九二九年由其「中央宣傳部」制定「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據主持這一工作的葉楚傖解釋，「三民主義文藝」的任務是使「三民主義革命」不致「成為孤立無援」，同時用以抵制「共產黨的文藝運動」。

　　御用文人王平陵寫了《三民主義文藝的建設》，叫囂國民黨應該建立自己的文學以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對抗。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糾集的一批提倡過象徵主義的詩人，專寫文壇花絮的文販，以至於政客、軍官、特務、流氓如傅彥長、朱應鵬、範爭波之流提出的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便是這一「政策」的產物。他們以查禁革命文學作品為口實，用封閉書店作威脅，強迫書商出版他們的刊物，先後發行了《前鋒週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等刊物，並於一九三〇年六月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當時，工農紅軍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連續取得重大勝利，蔣介石在和西北軍及桂系軍閥混戰的同時，積極準備對紅軍的軍事「圍剿」。「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正是配合即將開始的軍事「圍剿」的一次文化「圍剿」，盡了它作反動派「寵犬」的職分。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是出了重賞請人起稿、又經他們反復討論後才發表的。它一開始就驚呼：「中國的文藝界近來深深地陷入於畸形的病態的發展進程中。……當前的現象，正是中國文藝的危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將使新文藝「陷於必然的傾圮」。正象《新月》發刊詞提出要有一個「剛直的本幹」一樣，他們認為挽救這一局面的唯一出路，「是在努力於新文藝演進進程中底中心意識底形成」。這個「宣言」從法國資產階級學者泰納的文藝三要素理論中剽竊了文藝決定於「人種」的論點，並以從古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獸一直到現代歐洲的表現主義等藝術流派為例，說明任何藝術都是所屬的民族意識底產物，「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

　　他們眼看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迅速發展，廣大人民的階級覺悟也在不斷提高，企圖借用民族主義的招牌，抹殺階級社會中任何民族同時又都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根本事實，以所謂「民族是一種人種的集團」這一早已被歷史唯物主義駁得體無完膚的反動觀點為其全部主張的理論基礎。所以儘管「宣言」填滿了中外古今文藝歷史的事例，洋洋大觀，實行卻沒有一個例子能夠成立，正如魯迅說的，它不過是「胡亂湊成的雜碎」（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而已。

　　在這以後，他們還寫了大堆文章，叫囂「在中國目前來鼓吹階級鬥爭，實在不是中國所需要的」，共產主義者「散佈所謂階級意識，……其目的在促中華民族底早日滅亡」，應該努力於「文藝上民族意識底形成」（注：見潘公展《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朱大心《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使命》，葉秋原《民放主義文藝之理論的基礎》諸文）等等，都不過是「宣言」的翻版和演繹。這些文章還大量散佈反蘇媚日，歌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頭子的言論，又正好給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實際內容作了清晰的注腳。

　　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發表後兩個月，「左聯」執委會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的決議中，駁斥了他們的攻擊（注：《文化鬥爭》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15日），到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又對他們展開全面徹底的批判。「左聯」在一些宣言中，一再揭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瞿秋白、茅盾、魯迅等人先後撰文參加鬥爭。

　　茅盾在《「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中，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指出在階級社會裡，任何藝術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階級屬性。他逐個地分析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那篇宣言中所列舉的中外藝術史上各個例子，指出它們都不是民族意識的表現，象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獸反映了以法老為首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歐洲的表現主義等都為資本主義社會急遽崩潰過程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情緒的產物，——它們只能證實藝術都是有階級性的。他還說明泰納的文藝三要素說本來就有錯誤，而由此推論出來的「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更是站不住腳的謬論（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署名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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