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語絲等社團流派和聞一多等人的創作(3)

語絲等社團流派和聞一多等人的創作(3)

　　西元七十九年因附近火山爆發，全城湮毀，其遺址到十八世紀才被發掘出來。）還深」的腐爛社會的詛咒（《Pompeji》），也有對「西伯利亞大陸」「勇敢的實踐」所作的讚美（《中秋》）。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已比先前闊大，但他使用的不是戰鼓和喇叭，仍然是那支幽婉動人的笛子。他的詩作注意遣詞用韻，旋律舒緩柔和，有內在的音節美，而這些也正是魯迅稱他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注：《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的原因。

　　沉鐘社在戲劇方面的主要作者，是後來寫過五幕歷史劇《楚靈王》的楊晦。一九二三年最初發表於《晨報副刊》的四幕愛情悲劇《來客》，也滲透著感傷情緒。但稍後在《沉鐘》上發表的獨幕劇卻顯示了一種比較特殊的格調。《除夕》、《笑的淚》、《老樹的蔭涼下面》等劇均取材於下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強顏歡笑的方式反襯出深藏的不幸和悲哀《慶滿月》則在喜慶的命題下寫出舊家庭爭奪財產所造成的一幕慘劇，氣氛陰森，刻畫深入。

　　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現現實中一個片斷，篇幅短小，少有尖銳的戲劇衝突，但生活氣息濃厚，口語的運用頗為出色。如果說淺草——沉鐘社一部分成員在創作方法上傾向于浪溫主義，楊晦的獨幕劇卻有較多現實主義的成分。

　　「五四」以後戀愛婚姻題材曾風行一時，這和青年男女渴望掙脫舊禮教束縛有關。但末流所趨，歌詠愛情成為濫調，也便失去反封建的意義。一九二二年由應修人（1900—1933）、潘漠華（1902—1934）、馮雪峰（1903—1976）、汪靜之四人成立於杭州的湖畔詩社，是被稱為「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注：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的一夥。他們曾先後出了《湖畔》、《春的歌集》兩部合集，汪靜之還寫有詩集《蕙的風》和《寂寞的國》。

　　這些作品大多是行數不多、專詠愛情或寫刹那間感受的小詩，如「悔煞許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這許多時還不來，問過許多處都不在」（注：應修人：《悔煞》）；或是「楊柳彎著身兒側著耳，聽湖裡魚們底細語；風來了，他搖搖頭兒叫風不要響」（注：馮雪峰：《楊柳》）。汪靜之的詩《伊底眼》、《過伊家門外》、《別情》等（均收入《蕙的風》），以坦率地表現青年人的愛情心理而顯示其特色，其中如：「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伊底眼是解結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著我，我被鐐銬的靈魂就自由了呢？」曾在當時青年中引起過較大的反響。

　　但個人享樂思想原是容易在另一情況下一變而為消極頹廢的，到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寂寞的國》，詩歌的思想內容便有了很大變化。那裡充滿世紀末的因個人目的不能達到而產生的對人世的憎恨。作者的人生觀是：「時間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錦綺；一節一節地剪去，等到剪完的時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注：《寂寞的國·時間是一把剪刀》）這自然只會對讀者產生消極作用。能夠在愛情和大自然的歌唱中帶出一點激憤之音的，是應修人的有些作品，如《聽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江之波濤》、《黃浦江邊》。

　　但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狹窄的個人悲歡圈子的，卻是潘漠華（潘訓）。他雖然一面寫著被人稱為「最是淒苦」的《夜歌》等愛情詩，卻也同時在小說《鄉心》、《人間》、《晚上》（注：發表於《小說月報》，後收入《雨點集》）和詩作《轎夫》中，真實地描繪了「五四」前後農業經濟日益蕭條的畫幅，懷著深摯的同情寫出了農村勞動人民的悲慘境遇，感人地塑造了阿貴、火叱司等勞動者的形象。這些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壇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創作上發生過一定影響的，還有新月社。作為資產階級的文學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表現過對社會現實的關切和反軍閥統治的願望，但也同時流露了濃重的唯美、感傷和神秘傾向；後期（以《新月》月刊的創刊為標誌）則趨於沒落反動，不過具體成員的創作情況又很不相同。

　　聞一多（1899—1946）是新月社所編刊物《晨報副刊·詩刊》中的積極活動者和新格律詩的主要宣導者。出身于湖北浠水的「世家望族，書香六第」，幼年即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一九一三年考入清華學校，一九二二年畢業後赴美留學。在清華學校所受的九年美式教育，在美國三年研習繪畫、文學、戲劇的生活，使他深受唯美主義思想的影響，崇拜濟慈與李義山，立志作「藝術的忠臣」。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詩集《紅燭》，就有對死於幻美的追求者的歌頌（《李白之死》），玩賞劍匣而致「昏死在它的光彩裡」的願望（《劍匣》），以及對色彩的甚於一切的讚美（《色彩》）；這些都較為突出地表現了唯美的傾向和濃麗的風格。

　　但聞一多的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並不是單一的。正象他在給友人信中所說的：「現實的生活時時刻刻把我從詩境拉到塵境來」（注：分別見《聞一多全集》第3冊庚集第17頁和第69頁）。國外所受的民族歧視，國內軍閥的罪惡統治，都激起了作者強烈的愛國熱情。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家書中說：「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我乃有國之民，我有五千年歷史與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將謂吾人不能制殺人之槍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注：分別見《聞一多全集》第3冊庚集第17頁和第69頁）詩人把自己這種感情比喻為「沒有爆發的火山」（注：給臧克家的信，見《聞一多全集》第3冊庚集第54頁）。

　　但實際上，這股火早已在他不少詩歌中迸射而出。《孤雁》對「喝醉了弱者底鮮血」然後成為世界「鷙悍的霸王」的美國侵略勢力作了揭露；《憶菊》對「祖國底花」和「如花的祖國」熱情地加以讚美；《太陽吟》中，詩人由於對祖國的熱切思念，竟產生出如此神奇瑰麗的想像：

　　太陽呵——神速的金烏——太陽！
　　讓我騎著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這種熱愛祖國的「火」，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死水》集中，燃燒得更為旺盛。除了語言的凝煉和格律的整飭以外，《死水》的內容也更充實。《祈禱》、《一句話》響亮著民族的莊嚴聲音。《洗衣歌》正氣凜然地斥責了充塞於美國社會中的種族歧視和銅臭血腥。長期以來民族的屈辱和悲憤，使詩人預感到沉默中正在蓄積著的偉大力量：「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突然青天裡一個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詩人對祖國命運、民族前途如此充滿深情，他堅信：一旦「火山忍不住了緘默」，就會使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發抖，伸舌頭，頓腳」。然而，期望愈深，失望也愈痛苦，當詩人踏上多年懷念的祖國大地時，他無比沉痛地寫下這首《發現》：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