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語絲等社團流派和聞一多等人的創作

語絲等社團流派和聞一多等人的創作(1)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而外，在眾多的文學社團中，創作活動上曾經產生過一定影響的，還有語絲、未名、沉鐘、新月等社團。

　　《語絲》「週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注：《發刊詞》，載《語絲》創刊號）。它曾設「隨感錄」、「閒話」等欄，針對時弊，登載大量雜感，也發表過不少散文和其他作品。對於這些文體的宣導，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因而有「語絲派」之稱。被稱為這派「主將」的魯迅，除在週刊上發表過《高老夫子》、《離婚》等小說外，還寫了後來收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裡的許多雜感以及散文詩《野草》。在魯迅的支持和影響下，《語絲》注重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形成了一種「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注：魯迅：《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的戰鬥特色。

　　在一九二四年末因驅溥儀出宮而跟「遺老遺少」們進行的鬥爭中，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後動員輿論反對日、英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一九二六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腥屠殺的鬥爭中，《語絲》一直站在進步陣營方面。以魯迅為首的錢玄同等社員以及劉半農、鄭振鐸、朱自清等社外進步作家均曾撰文，參加對反動勢力的討伐，配合了當時党所領導的革命鬥爭。在揭露《現代評論》經濟上受軍閥政府津貼、政治上取媚於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方面，《語絲》的襲擊尤為猛烈。

　　正是從這一系列鬥爭中，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一種以文藝性短論和隨筆體散文為主要形式，風格潑辣幽默的「語絲文體」。語絲社成員一部分發表在早年的《晨報副刊》和稍後的《京報副刊》上的文字，風格也大都與此相近。即如孫伏園的散文《南行雜記》、《長安道上》等篇，名為遊記，仍以描摹世態人情為主，記敘中夾著議論，對腐敗污濁的社會現象多所抨擊，極少山水景物的單純描寫。語絲社這種注重社會批評的文體，為後來「左聯」時期戰鬥性小品文的發展開了風氣。

　　但《語絲》上也還有另一種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風格沖淡、內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對於文學很早就抱著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說只求「在文藝裡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並無別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序》）。他寫了大量散文。從《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到一九二七年編定的《談龍集》、《談虎集》，在這些早期的散文集裡，尚有不少文字（如《碰傷》、《沉默》等篇）能夠在閒話清談的形式中暗寓譏刺，在即興隨緣的外衣下隱含憤懣，表現了發揚個性、反對壓制、不滿軍閥統治、嘲諷傳統道德的內容。

　　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消極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過後由於政治上不斷後退而發展起來的調和妥協的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進步傾向的「平民文學」主張，轉而認為「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注：《自己的園地·貴族的與平民的》）；與林語堂互為呼應地提倡「中庸」與「費厄潑賴」（注：《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語絲》第54期）；表示不屑「跟著街頭的群眾去瞎撞胡混」，寧可「在十字街頭造起塔來住」（注：《十字街頭的塔》，《語絲》第15期）。

　　而在《夏夜夢》、《托爾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擊蘇俄的產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審查制度、無產階級及其階級鬥爭的理論。他的隨筆體散文（《雨天的書》、《澤瀉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邊瑣事的圈子：「談酒」、「喝茶」、「苦雨」、「懷舊」、「故鄉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技巧嫺熟而意味消沉。《過去的生命》集中所收早年的白話詩，較多表現「五四」前後知識份子的苦悶與思索，其代表性作品如《小河》、《歧路》等曾在發表時產生較大影響，但其總傾向亦如作者自述：「與我所寫的普通散文沒有什麼不同。」（注：《過去的生命·序》）「三一八」死難烈士的血並沒有真正激發起周作人的正義感，和魯迅的不滿於請願而要求更猛烈的鬥爭不同，他只得出了愛國群眾乃「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裡」的污蔑性結論（注：《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語絲》第72期）。「四一二」以後，周作人變本加厲地追求閒適，迷戀骸骨，弄骨董，選「笑話」，在風沙撲面的時代裡提倡「閉戶讀書」的哲學，以與左翼文藝陣營相對抗；引朋結幫，製造了大批消磨讀者戰鬥銳氣的精神麻醉品。周作人之從』語絲派」右翼而終於在抗戰爆發後甘心附逆、墮落為民放罪人，正是他堅持背離人民的反動立場的結果。

　　《語絲》刊登小說不多，間或在這上面發表短篇的有馮文炳、許欽文等。馮文炳（廢名，1901—1967）的短篇初刊於《努力》週報，而從發表於《語絲》的《竹林的故事》起，始顯出特色。其作品多寫鄉村兒女翁媼之事，于沖淡樸訥中追求生活情趣，並不努力發掘題材的社會意義，雖不小說，實近散文。這種風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現實鬥爭的結果。其初作如《講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內容雖嫌貧薄，尚有某些進步傾向。

　　此後的作品如《桃園》和《棗》、《橋》等，卻在周作人影響下，專寫家常言談瑣事，忽視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現朦朧的意趣為滿足，語言的雕琢也日趨生澀古怪，令人難於捉摸。這種迷離恍惚的情調，對於讀者，正如魯迅所說：「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且介亭雜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鄉》、《毛線襪》和三個中篇的作者許欽文，亦寫鄉村人情世態，但與馮文炳頗為不同。早年發表於《晨報副刊》的作品，雖然技巧顯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較為模糊，但《瘋婦》以及《石宕》（注：載《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載《語絲》第103期）諸篇，筆墨已伸向農村勞動者悲慘的處境。稍後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遝，通過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卻又較為真切地表現了浙東農村的落後習俗和傳統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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