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郁達夫及創造社諸作家的創作(3)

郁達夫及創造社諸作家的創作(3)

　　早期創造社作家還有鄭伯奇和成仿吾。鄭伯奇（1895—1979）作品不多，但收在《抗爭》集裡的小說和劇作，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短篇《最初之課》借一個留日學生在第一堂課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侵略性質，能激發起讀者的愛國感情（注：參閱聞一多1922年7月29日給友人的信，《聞一多全集》第3冊庚集第9頁）。雖然實際上只是一篇速寫，但它出現在反帝作品還不多的一九二二年，頗為可貴。獨幕劇《抗爭》，寫熱血青年同企圖侮辱中國婦女的帝國主義士兵所進行的搏鬥，表現了「五卅」以後人民群眾高漲的反帝愛國熱情，也有一定的戰鬥性。

　　作者後來還寫有短篇集《打火機》，揭露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社會面貌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痛苦。鄭伯奇這些作品，大多切實樸素，在創造社成員中顯示了一種比較特殊的色調。成仿吾主要從事文藝理論批評，但《流浪》集裡也有幽婉的詩、隨筆式的小說；某些方面與郭沫若的作品近似。一九二三年發表的獨幕劇《歡迎繪》，從官僚家庭內部新舊兩代衝突中，揭破舊統治勢力的虛偽面目，表現了青年一代正義的反抗。它也是較早出現的譴責美國資產階級墮落文化的劇作之一。張資平也是早期成員，有《沖積期的化石》等小說。他是新文學作家中寫作長篇較早的一個。作品內容大多描寫男女愛情，早期帶有人道主義色彩。

　　最初在《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上發表小說的淦女士（馮沅君，1900—1974），也是當時有影響的作者。《卷蓍》集裡略帶連續性的《隔絕》、《旅行》、《隔絕之後》諸篇，都以抒情獨白和大膽坦露內心活動的方式，寫出一對青年戀人對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對愛情幸福與自由意志的熱烈追求。鬥爭結局雖仍是悲劇性的，但主人公們自誓「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與其作已經宣告破產的禮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義真理的犧牲者」，這卻是「五四」以後許多青年心理的真實寫照。稍後，作者寫有書信體小說《春痕》和短篇集《劫灰》，但思想作風已有變化，影響也不如早年作品之大了。

　　創造社還有若干後起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著該社主要作家郭沫若、郁達夫兩人的影響。倪貽德有《玄武湖之秋》、《東海之濱》、《百合集》等小說集，往往帶著欷噓敘述自己的身世，或懷著孤寂之感追憶逝去的愛情，以此寄託作者對世態習俗、舊式婚姻制度的不滿和憤慨，這些作品大多浸透著郁達夫式的濃重感傷情調。馮乃超早年收入《紅紗燈》集中的詩，工韻律而富色彩，但吟唱的卻是「沉重的野煙，沉重的憂鬱」（注：《紅紗燈·蒼黃的古月》）。

　　到一九二七年以後，隨著作者本人和整個創造社思想作風的劇變，發表于《創造月刊》上的《快走》、《今日的歌》等詩，已一洗原有作品中空虛孤寂之感，轉而傾訴了農民勞瘦、地主坐肥的階級不平。三幕喜劇《縣長》還對國民黨新軍閥政權作了尖銳嘲諷和抨擊。柯仲平（1902—1964）於「五卅」前後開始發表詩作，大多受有《女神》的影響。長詩《海夜歌聲》和短詩《偉大是能死》、《跑雪曲》、《獻與獄中的一位英雄》（注：前兩首短詩均發表於《語絲》週刊，後一首發表於《狂飆》週刊）等抒發一種狂飆突髮式的感情，多少顯示了當時蓬勃高漲的愛國浪潮的某些側影。一九二九年寫成的五幕詩劇《風火山》，反映了土地革命時期的嚴酷鬥爭。這些作品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語言的蕪雜散冗和表現手法的空幻不實，以及《風火山》裡反現實的歇斯底里式的描繪，使作品受到損害。以上這些作者，有的後來改從其他專業，有的則在文學事業上得到了新的發展，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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