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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及創造社諸作家的創作(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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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上同文學研究會成員顯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創造社諸作家。他們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在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主要不是滲透于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除新詩的開拓者郭沫若而外,創造社在小說、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達夫。 郁達夫(1896—1945)除了中國古典詩文等傳統教育裡必修書之外,少年時代就愛讀小說戲曲作品;留學日本期間,曾廣泛涉獵外國文學,深受近代歐洲、日本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薰陶。十年的異國生活,使他飽受屈辱和歧視,激發了愛國熱忱,也養成了憂傷、憤世、過敏而近于病態的心理。他從研究經濟學轉到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最初曾發表過一些舊詩,一九二一年參加發起創造社的前後他開始了小說的創作。 早年作品如《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懷鄉病者》、《風鈴》等,均寫留日學生的生活片斷,著重表現其內心的悒鬱、苦悶,體現著他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注:郁達夫:《過去集·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的主張;即如《採石磯》中所寫的清代詩人黃仲則,實際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託的成分。在表達個人對社會的憤懣方面,郁達夫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於郭沫若的強烈反抗,而是一種帶點灰色、感傷的調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淪卻又無力掙扎者發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獨憤世者的頌訴和嘆息。郁達夫作品的這種特色,正代表了創造社一部分成員的傾向。 《沉淪》是郁達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說借一個中國留日學生的憂鬱性格和變態心理的刻劃,抒寫了「弱國子民」在異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純真的友誼與愛情而又終不可得的失望與苦悶;同時也表達了盼望祖國早日富強起來的熱切心願。作品主人公的苦悶具有時代的特徵,代表了「五四」時期那些受著壓迫、開始覺醒而自身又帶點病態的知識青年的共同心理。郁達夫通過大膽真率的描寫,呼喊出了他們所共有的內心要求,進而控訴了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封建勢力統治的罪惡社會,因此在當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引起許多知識青年的共鳴。 在坦率暴露病態心理這一點上,郁達夫顯然受了盧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義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響。這種大膽暴露,一方面體現了對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道學家、偽君子們「感受著作假的因難」(注:郭沫若:《論郁達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頁),另一方面卻也具有明顯的消極作用。主人公的憤激和反抗,最終往往變成自戕,愛國心又常與個人欲望相聯繫,再加上作品籠罩著一層悒鬱頹喪的氣氛,就構成了《沉淪》的嚴重缺點。 這說明出身于沒落地主家庭的郁達夫不僅接受了歐洲資產階級所謂世紀末文藝思潮的影響,而且沾染了中國士大夫的「懷才不遇」式的哀愁(郁達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示對統治勢力的反抗和蔑視,這裡面也有中國古代某些文人如劉令等的影響)。從《茫茫夜》以後,作家有意識地去寫性變態心理,這使《沉淪》中所出現的消極成分一度有了發展,以至後來寫出了象《迷羊》(一九二七年)那樣絕少積極意義的作品。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間,輾轉奔波的生活和工人運動日益高漲的客觀形勢,促進了郁達夫對下層人民的瞭解,他思想中的積極因素有所發展。論文《文學上的階級鬥爭》雖然沒有真正的階級論的觀點,但卻已表明作者朦朧地感到「二十世紀的文學上的階級鬥爭,幾乎要同社會實際的階級鬥爭,取一致的行動了」。散文《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則以憤世嫉俗的方式,大膽地召喚青年對一切惡勢力進行叛逆和反抗。與此相應,從《蔦蘿集》起,小說創作上也發生某些變化,現實主義成分有所增長。 自敘性作品《蔦蘿行》感傷情調雖仍較重,但通過個人貧困生活的抒寫,詛咒了金錢和罪惡的社會制度。而到《寒灰集》中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則已表達了對被壓迫的勞動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後來認為它們是「多少也帶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注:《達夫自選集·自序》)的作品。 《春風沉醉的晚上》以貧民窟裡的知識份子與煙廠女工的生活為對照,寫出他們共同的不幸命運。雖然有時還流露出那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愁緒和感慨,但可貴的是,作者歌頌了女工善良美好的心靈,突出了她在苦難深重的情況下堅韌的意志和樸素的反抗精神,以此反襯並批判了知識份子的軟弱和灰色情調。《薄奠》寫一個人力車夫的悲劇。這個善良本分的勞動者,為了想從車主的殘酷壓榨下掙脫出來,拚出全力拉車,然而最後連買一輛車這點僅有的低微願望都成為泡影,自身卻成了罪惡社會的一個犧牲品。 而那個懷著強烈同情卻又無能為力的「我」,只能以紙糊的洋車來表示「薄奠」,這更增染了作品的悲痛感人的氣氛,使它成為一篇飽和著血淚與憤怒的對舊社會的控訴書。這兩篇小說連同稍後的《微雪的早晨》等作品,表明作者在題材上突破了他以往創作的範圍,開闢了一個新的方面。郁達夫悲痛地反映了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對他們表示了誠摯的同情,同時也坦率地表白了自己在生活方式上、思想感情上與勞動人民之間所存在的距離。在藝術上,這些短篇抒情氣氛濃重,文筆圓熟,結構都較為完整,已經克服了早年自敘體小說中鬆散拖遝的毛病。它們是初期新文學的優秀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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