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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紹鈞的作品(2)


  正是在作者思想認識有了進一步提高,生活和藝術的經驗有了較多的積累的情況下,一九二八年,葉紹鈞寫了長篇小說《倪煥之》,連載於當時的《教育雜誌》上。

  《倪煥之》真實地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生活歷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這些規模壯闊的革命運動曾經給予當時知識青年和巨大影響。主人公倪煥之,是個熱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敗後不少進步知識份子一樣,他最初把救國的「一切的希望懸於教育」,真誠地期待著用自己的「理想教育」來洗滌盡社會的黑暗污濁。他還憧憬著一種建立在共同事業基礎上的互助互愛的婚姻關係,愛慕和追求一個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

  然而,嚴酷的現實生活,破滅了倪煥之的許多不切實際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業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遠違初衷。婚後的金佩璋,沉沒有瑣細的家庭事務中,對於前途、理想、教育、書本都不再有興趣(作者在這裡實際上寫出了長期封建社會遺留下的習慣力量給予婦女以多麼深重的影響),這使倪煥之深深感到「有了一個妻子,但失去了一個戀人、一個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運動到來,大批倪煥之式的知識青年被捲入革命浪潮裡。在革命者王樂山的影響下,作品主人公開始把視線從一個學校解脫出來,放眼「看社會大眾」,投身於社會改造活動。「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間,倪煥之更進而參加了緊紗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義性質的「教育救國」到後來轉向革命,倪煥之所經歷的這一道路在當時進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這種轉變畢竟只是初步的。

  他被時代浪潮推湧著前進,卻還沒有使自己化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熱逆轉,也便容易乾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後,倪煥之並未象王樂山那樣堅持英勇鬥爭,卻是脆弱地感到「太變幻了」,竟至悲觀失望,縱酒痛哭,懷著「什麼時候會見到光明」的疑問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這種結局,實際上正是對一切不能與群眾真正結合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經驗的限制和思想認識上的弱點,自不免對作品發生影響。倪煥之轉向革命之後,反而缺少正面具體的描寫;革命者王樂山的形象,也相當模糊;這些都使長篇到第二十章以後顯得疏落無力,不如前半部針腳綿密。此外,作者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慮,也防礙了他對倪煥之臨終前的悲觀情緒作出更為有力的批判。儘管如此,長篇《倪煥之》仍不失為一部較好的作品。

  金佩璋這樣一個負荷著「傳統性格」的女性,能夠在丈夫死後「萌生著長征戰士整裝待發的勇氣」,要「為自己,為社會」做一點事,雖然她的這種思想轉變過程未被細緻描寫,卻也清楚地顯示了作者本身對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積極態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無論是進步而帶有較多自由主義色彩教育家蔣冰如,或者貪婪陰險的土豪劣紳蔣老虎,也都寫得面目清晰可辨。葉紹鈞曾在長篇初版本《自記》中說:「每一個人物,我都用嚴正的態度如實地寫,不敢存著玩弄心思。」《倪煥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早出現的重要長篇,正是跟作者這種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分不開的。

  此後,葉紹鈞還寫過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們從各種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域內極度黑暗混亂的社會現實。這裡有豐收成災(《多收了三五鬥》),愛國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猶如押寶(《逃難》),畢業即是失業(《「感同身受」》),學校成了「學店」(《投資》),留學生搖身一變而為巫師(《招魂》):真是形形色色,無所不備。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相,在這些作品裡得到了生動的再現。題材較前廣闊,諷刺更為辛辣。雖然有時只是速寫,卻都保持了一定的藝術水準。

  葉紹鈞的小說,具有樸實、冷雋、自然的風格。它們並沒有去刻意追求曲折情節或新奇形式,卻致力於再現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內心世界、精神面貌。描寫細緻真切,很少主觀感興。作者自己的見解往往「寄託在不著文字的處所」(注:《葉聖陶選集·自序》,開明書店1951年7月初版《葉聖陶選集》第8頁)。短篇的結構大多謹嚴,講究點題、佈局,因而能收到結尾潔俏、餘意縈繞的效果。語言純淨洗練,沒有華麗的詞藻,也沒有隨便使用方言土語,卻都確切而富於表現力,同當時一些「怎麼說就怎麼寫」的作品相比,顯出了較高的成就。

  作者的散文,大多輯入《未厭居習作》集。《沒有秋蟲的地方》、《藕與菁菜》諸篇,在鄉思離情的抒寫裡,多少透露了「五四」以後一部分知識份子彷徨而又切實追求著的錯落的心境。《牽牛花》裡那種無時不迴旋向上的「生之力」的意想,給人以清新健美的感覺。《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注:載《小說月報》第16卷第7號)則控訴了中外反動派的血腥罪行。潔淨的語言表現著樸實的感情,構成了葉紹鈞散文的主要特點。作者早年也寫過一些新詩(見《雪朝》),大多過於平實。《瀏河戰場》(注:載《小說月報》第15卷第11號)實寫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雖然頗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卻是長詩創作方面的較早嘗試。

  葉紹鈞還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早寫童話的作家。早期童話集《稻草人》中,部分作品(如《小白船》、《芳兒的夢》等)曾為兒童描繪了一片超現實的「天真的樂園」,但更多的作品則是嚴肅地反映了社會現實。如《畫眉鳥》中可以看到階級社會的鮮明圖畫;《富翁》啟示讀者不可脫離體力勞動;《稻草人》一篇則描寫了舊中國農村人民的痛苦生活,為他們的悲慘境遇申訴。它們有助於啟發兒童思考各種社會現象,同情下層人民,但有時氣氛過於低沉。

  後期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則顯然不同,集體主義和樂觀進取精神已貫穿在一些作品中。續安徒生童話而寫的《皇帝的新衣》,諷刺了統治者的殘暴和愚蠢。《蠶兒和媽蟻》提出了為誰勞動的問題。《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篇,以隱喻手法揭示了輕視群眾的「英雄」的可悲下場以及人生所應彩取的切實態度。《四三集》中的《鳥言獸語》、《火車頭的經歷》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群眾政治鬥爭。葉紹鈞前後期童話主題、題材方面的這些變化,正是作者隨著人民革命的發展而逐漸進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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