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葉紹鈞的作品

葉紹鈞的作品(1)

　　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創作中，最能代表其現實主義特色的，是葉紹鈞（聖陶）的作品。

　　還在文學革命以前幾年，葉紹鈞就寫過一些短篇（注：葉紹鈞在1914、1915年間寫的小說，有《窮愁》、《博徒之兒》、《姑惡》、《終南捷徑》、《飛絮沾泥錄》等。今《葉聖陶文集》第三卷中收有《窮愁》一篇）。據他自己所說，這是較多地接觸外國文學、特別是受了華盛頓·歐文《見聞錄》影響的結果。

　　這些小說，形式全用文言，題旨比較淺露；但它們以樸實嚴肅的態度，「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注：《未厭居習作·過去隨談》），揭露黑暗現實而同情下層人民，已經顯示出為他後來的作品更加充分發展了的一些特點。步入新文學界以前就能在生活經驗和文字修養等方面有了一些準備，這是葉紹鈞不同於「五四」時期一般作家的地方。

　　葉紹鈞寫白話小說開始於一九一九年，正是作者進一步受了新思潮洗禮之後。《隔膜》、《火災》、《線下》這幾個最初的短篇集中的作品，就都表現出鮮明的民主主義傾向。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寫了下層社會裡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的不幸遭遇：有終生過著牛馬生活的婦女（《一生》），有遭受沉重租稅剝削的農民（《苦菜》、《曉行》），也有家境貧困無力讀書的兒童（《小銅匠》）。

　　作者在寫到他們時，雖然用的是樸素、平實的筆墨，卻流露著對被壓迫者的真摯同情。在《一個朋友》、《隔膜》、《外國旗》以及較後寫成的《遺腹子》等另一部分作品中，作者集中了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陳腐可笑、或至令人窒息的社會現象，尖銳諷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以及他們的庸俗、苟安、自私、冷漠、作偽、取巧、守舊等劣根性。

　　作者後來曾經說過：「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學教育界（其實也是看待他當時接觸到的社會生活——引者），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少了。我又沒有什麼力量把那些不滿意的事情改過來，……於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來諷它一下的路上去。」（注：《未厭居習作·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正是這種對舊社會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分泌物採取「諷它一下」的態度，形成了葉紹鈞作品那種冷雋的色調。但葉紹鈞早年作品中也有一些並非冷雋地描寫客觀現實而是熱烈地表現主觀理想的。他把自己對於醜惡現象的不滿而又無能為力的心情，寄託在「愛」和「美」的空想上，這就使作品（如《春遊》、《潛隱的愛》等）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顯露了較多的弱點。隨著作者對生活的理解逐漸加深，這種情況稍後就有了改變。

　　由於葉紹鈞早年曾經長期從事小學和中學教育工作，對當時教育界的情況以及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寫得最多也最成功的，還是取材於這一方面的作品。《飯》、《校長》、《潘先生在難中》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它們的主人公雖然都有忍讓妥協、苟且偷安的弱點，仍有各自不同的鮮明個性。《飯》描寫了一個在流氓手中討生活的鄉村小學教員，他已經落到經常挨受饑餓威脅的境地。作者對這個屈辱地掙扎著活下去的「小人物」，除批評他的怯弱外，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

　　《校長》描寫了一個空有理想而又顧慮重重、不敢和舊勢力作正面鬥爭的知識份子，真實地表現出了這個人物雖然知道前進方向卻缺乏實踐勇氣的矛盾心理。在短篇的結尾處，作者只用了淡淡幾筆，就恰到好處地點出了人物性格的根本特徵。

　　《潘先生在難中》是為人熟知的優秀短篇，它生動地刻劃了處於軍閥混戰期間一個卑怯自私、隨遇而安的知識份子的形象。潘先生為了躲避戰爭的災難和失業的危險，千方百計適應著多變化的環境。稍遇危難，立即張惶失措；一旦有了暫時的安寧，馬上又忘其所以地高興起來，甚至為統治者寫起「功高嶽牧」「威鎮東南」的大匾。他永遠在庸俗猥瑣的生活中打滾，求那「差堪自慰」的滿足，除了保存自己，別無原則。這種人是舊中國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的產物。作者的筆一直挖到了人物又酸又臭的靈魂深處，饒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徵。這個短篇的成就，表明了作者對舊中國混亂傾軋局面下一般知識份子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際和卑瑣自私的苟安心理，有著深刻的瞭解。

　　「五卅」革命高潮推動著葉紹鈞，使他的作品在思想面貌上有了新的變化。《城中》、《未厭集》兩集裡的一些短篇，說明作者已開始關注現實鬥爭，並努力寫出若干新的人物。不同於《飯》、《校長》等早期作品中軟弱、妥協的知識份子形象，《抗爭》裡的小學教員郭先生，已經被步具有了集體鬥爭的意識。他所鼓動的聯合索薪之舉，雖然因反動當局的壓迫和知識份子本身的散漫動搖而歸於失敗，但他終於從勞動者身上照見了新的希望。《城中》裡回鄉創辦中學的丁雨生，也是一個受過新思潮洗禮、敢於跟舊勢力鬥爭、性格比較堅強的人物。

　　《在民間》寫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到民間去」的情形，為當時的時代風貌和知識份子動向攝下了幾個側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寫的短篇《夜》裡，作者通過一個女兒女婿都被殺害了的老婦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動派屠殺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結尾時，面對烈士遺孤，「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識的新覺醒。如果說，葉紹鈞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識份子的灰色生活，那麼，一九二五年以後他的作品不僅在批判方面更為深透有力（如《一包東西》），而且已經接觸的歷史現實，有意識地攝取與時代鬥爭有關的重大題材，刻劃出鬥爭性較強的新人形象。這裡的進步是顯然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