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革命初期的創作

文學革命初期的創作(1)

　　文學革命之大旗既舉，創造從內容到形式真正不同于舊文學的新作品，便成為一項極為迫切的任務。《新青年》諸成員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取得了成績。此後，《新潮》、《少年中國》、《晨報》、《學燈》、《星期評論》等刊物，也都自一九一九年起紛紛發表白話體的新創作。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間止，新文學創作的數量雖然還不算豐富，但已經產生了一批形式上有所革新、內容上強烈表現出反封建精神和民族覺醒要求的作品，它們是當時整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有力的組成部分，對我國新文學後來的發展盡了開拓道路的作用。

　　最能顯示文學革命實績的是魯迅的小說。從一九一八年五月的《狂人日記》起，連同以後陸續發表的《孔乙己》、《藥》以及著名的《阿Q正傳》等，均以勇猛徹底的反封建精神以及「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激動了許多讀者的心。作者寫作這些小說時，本來懷有借此「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注：見1919年4月16日魯迅給《新潮》編者的信，原載《新潮》第1卷第5號）的願望；而作品發表之後，實際上也的確成為對有志於新文學者的一種極大的鼓舞和極好的示範。

　　就在先驅者的這種關切推動之下，《新潮》上出現了汪敬熙、楊振聲、葉紹鈞等一些新的小說作者。汪敬熙的一些短篇，據後來出版的《雪夜》集《自序》所述，是「力求著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的。技巧都很幼稚，但具有不同程度的生活實感。其中《雪夜》一篇，借貧苦家庭所遭困境的描寫，對陷於不幸的婦孺表示同情，對卑劣暴戾的「一家之主」給鄧鞭撻。《一個勤學的學生》則對熱衷於仕途者的心理作了細緻的刻劃。作者原治心理學，注意體察人物的內心變化，但單純的生物學觀點往往損害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如《死與生》）。楊振聲（1890—1956）早年的短篇，有寫人禍天災使漁民遭困的《漁家》，軍閥混戰陷人於絕境的《一個兵的家》，逼嫁少女給「木頭牌位」致令慘死的《貞女》等，都是較為淺露的速寫式的作品。

　　而作者的「極要描寫民間疾若」（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則又表明了新文學初起時的一般傾向。楊振聲後來又發表中篇《玉君》（一九二五年），描述一個少女的愛情故事，從側面揭露家族制度與包辦婚姻的弊害，同時又突出地渲染了資產階級自我完成的道德標準和處世風度。情節曲折，文筆洗練，在人物創造和生活描繪上，體現了作者「要忠實於主觀」的創作主張，存在著過分「把天然藝術化」（注：《玉君·自序》）的缺點，不過構思精巧意趣盎然，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藝術手段的成就和進展，使作品在當時獲得了較大的影響。

　　初期新小說中，取材於下層人民生活的，還有歐陽予倩寫軍閥縱兵殃民的《斷手》，葉紹鈞寫貧女屈辱無告的《這也是一個人？》（後改名《一生》）、《低能兒》（後改名《阿菊》）等。郭沫若的《牧羊哀話》，冰心的《斯人獨憔悴》，則是早年寫到反帝愛國題材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者後來又各自在不同的文學體裁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貢獻。此外，一些後來並未以文藝為專業的作者，也在各個報刊上發表過若干散篇（如央庵的《一個貞烈的女孩子》等），雖然都不成熟，但也均有新的時代氣息，跟清末民初以來的舊派小說顯然不同。新小說自一九一八年開始登上文壇，在不多幾年中，就能取得魯迅稱之為「上海的小說家（指舊派小說家——引者）夢裡也沒有想到過」（注：見1919年4月16日魯迅給《新潮》編者的信）的成績，這正顯示了新文學的巨大生命力。

　　創作時間稍早於新小說，數量也較小說為多的，是白話新詩。它自一九一八年初（注：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4號上雖已有「白話詞」發表，但仍襲用舊形式。確切的說，白話詩當從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期所載詩歌算起），作為舊體詩的對立物開始出現，在當時具有較大的革命意義。中國舊詩雖然已經在內容上變得空虛腐朽、語言上充斥著陳詞濫調，但它長期以來曾經是古典文學中最有光彩的部門，向來被封建文人視為文學的正宗，佔據著比小說戲曲重要得多的地位。因此，衝破舊詩格律的束縛，用白話寫出新詩，也是新文學宣導者向整個舊文學發動的一種示威。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李大釗、魯迅等先驅者也都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寫了一些白話詩，對詩歌革新運動加以支持。

　　初期創作白話詩較多的是胡適（1891—1962），他的《嘗試集》（一九二〇年）是最早出版的一個新詩集。集中第一編所收的詩，作於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兩年，大多為五七言，文言詞語極多，《自序》中也稱它們「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第二編收一九一八年以後發表的作品（注：《嘗試集》初版分兩編。第二編所收部分詩作注明寫於1917年，但其正式發表均在1918年以後），形式上有了新的因素：用白話入詩，句不限長短，聲不拘平仄，採取自然音節，開始打破舊詩格律的一些束縛。

　　胡適詩作以說理或即物感興居多。無論是寫蝴蝶的孤單（《蝴蝶》），鴿子的如意（《鴿子》），烏鴉的狂傲（《老鴉》），實際上都寄託著一個個人主義者在不同境遇中的幾種不同情懷。《上山》一詩讚美了「拚命」向上的孤身奮鬥精神，表現了作者當時具有的積極進取態度。《威權》、《樂觀》、《周歲》等幾首與時政有關的詩，為「五四」初年的反封建鬥爭留下若干側影，有較大的積極意義。《嘗試集》中的詩，思想內容大多很淺。《人力車夫》中，「客人」對少年車夫的沉重負擔和悲慘境遇，也曾覺得「心中酸悲」、「我心慘淒」，卻終於因為此類事情「員警還不管」，就心安理得地「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注：原載《新青年》第4卷第1號，收集時曾有刪改）表明了作者「人道主義」式同情的淺薄和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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