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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劇作和小說(2)


  收在《塔》裡的七篇小說大都寫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兩年間,多為抒發懷古幽思、異鄉情趣和追尋幻美之作。等到編輯成集的時候(一九二五年),作者已經同這種思想感情「告別」,他是把它們作為自己「青年時期的殘骸收藏在這個小小的『塔』裡(注:《塔》卷首題詞)的。不過《塔》裡也有一些小說具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例如《幽谷關》一篇,就通過老子的自白揭穿了出世者矯偽的面目,說明「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開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萬引》寫一個有志于文學創作的貧苦青年無法獲得他所需要的書籍的悲慘情況,展示了連「書籍也成了商人所壟斷」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幕平凡的悲喜劇;《陽春別》一篇,描寫一個學有專長的青年在舊中國找不到職業,終於不得不將文憑送進當鋪、換點旅費遠適異國的故事,則又反映了舊社會裡空懷才學、無法施展的知識份子的悲劇。這幾篇小說有的地方動用一些諷刺和誇張的手法,使主題思想和人物精神面貌更能鮮明生動地呈露出來。

  《橄欖》中的《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難》,具有郭沫若和創造社其他作家創作的共同特色:以作家自己為主人公,在進行坦率的自我解剖的同時,對舊的不合理社會制度表示強烈的憤怒,提出激越的控訴;它們沒有嚴謹的結構,也不追求含蓄和暗示,往往隨作家感情的奔突而傾瀉無餘地寫下去;雖然不耐咀嚼,但是作家噴湧的熾熱情感也給了讀者以強烈的感染。《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煉獄》和《十字架》三個帶有連續性的短篇。

  《歧路》中的愛牟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在日本求學時代專攻醫學,但興趣卻在文學方面。回到上海後,他與志趣相同的友人合辦了一兩種文藝雜誌,一方面消澆自己的煩愁,同時也希望它們在無形之間可以起轉移社會風氣的作用。但是懷著這種志願的愛牟,卻在上海連妻子也無法養活,不得不把他們送回日本去,而自己則在「自怨自艾的心情」下忍受別離的痛苦。《煉獄》寫愛牟為了改變自己在妻子走後孤寂難耐的生活,同友人們去游無錫,大自然也醫不好他心頭的創傷,他又回到上海在斗室中過著「煉獄」的生活。

  《十字架》寫愛牟辭謝了四川C城紅十字會的聘請,並退回了作為旅費的一千兩銀子。完全可以看出,《漂流三部曲》是作家生活的自我寫照,也是他的思想感情毫無掩飾的表露。當愛牟的妻勸他開業行醫的時候,他說:「醫學有什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從這樣憤激的言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如何通過自己的顛沛道路,逐漸認識舊社會的猙獰面目而加強了反抗和改革的要求。《行路難》分為上、中、下三篇,同《漂流三部曲》一樣是「自敘傳」的一部分,寫的是愛牟在日本的貧困生活。這些小說的思想意義並不滲透在鮮明具體的藝術形象裡,而是通過主人公的內心告白直接表露出來。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詩人的氣質,在這裡同樣有著清晰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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