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革命初期的創作(2)

文學革命初期的創作(2)

　　有的詩作還暴露了作者立場上的問題，如《你莫忘記》一篇雖然揭露了亂兵擾民之苦，然而全詩總的傾向不是正面教人與軍閥統治作堅決鬥爭，卻是力圖引導讀者去得出「這國如何愛得！」的結論（注：原載《新青年》第5卷第3號，收集時曾有刪改）。詩的結尾甚至說：「你莫忘記：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總該不至——如此！」「憤激」至於如此，就撤去了國家民族的界限。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胡適早期雖然參加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但反封建精神較為微薄，而與帝國主義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在新詩領域內所進行的活動，除文學形式上的「改良」而外，思想可取者是並不多的。

　　《新青年》成員中較早寫新詩並且產生了影響的，還有沈尹默和劉半農。沈尹默（1883—1971）詩散見於四卷至七卷的《新青年》上。《人力車夫》、《宰羊》等篇慨歎人與人之間的不平，以旁觀立場對苦難者寄以人道主義的同情。《鴿子》則托物寓意，表現了不依附於人、不願任人玩弄的個性主義要求。

　　《月夜》裡那個在霜風明月中與高樹並立的「我」的形象，也顯露了當時個性論者的精神特徵。作者以運用舊詩音節入新詩見長，講究構思，表現手法含蓄而耐人尋味。《三弦》一詩尤以意境別致和運用雙聲疊韻而造成節奏的抑揚頓挫，為當時讀者所稱賞。劉半農（1891—1934）作為「《新青年》裡的一個戰士」（注：魯迅：《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寫過一些雜文，對封建勢力和愚昧事物作了勇猛的攻擊；而其主要的創作成績，卻在新詩方面。他對新詩的形式和音節作過多樣的嘗試和探索。《揚鞭集》裡各種格式的短詩和長詩，較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散文詩《賣蘿蔔人》（注：載《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和短詩《相隔一層紙》，揭露了豪富的暴行劣跡，為貧苦無告者鳴不平。《學徒苦》、《車毯》分別用古樂府或自由詩的體式，寫出學徒與車夫的苦楚。

　　以民歌或民間口語寫成的《擬兒歌》、《擬擬曲》等篇，更是下層人民生活的多方面的剪影。這些詩雖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卻鮮明地表現了作者當時那種關心現實、同情勞苦人民的民主主義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些詩（如《鐵匠》、《老牛》、《老木匠》）中，作者還塑造了一些體力勞動者形象，正面歌頌了他們的創造精神和純真品格。長詩《敲冰》（注：載《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所表現的那種協力同心、奮鬥不息、樂觀進取的精神，也清楚地打著「五四」時代的烙印。在藝術上，他的詩比較平直，但有些作品以節奏旋律的諧和著稱（如《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半農還用江陰方言寫了不少「四句頭山歌」，編成《瓦釜集》。作者在《代自敘》中說：「集名叫做『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因此，他要努力「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底裡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這類民歌體作品中，有些確實比較充分地表達了下層人民的感情，如《人比人來比殺人》。作者在集後附記中還把民歌比作「永遠清新的野花香」，願意不斷從中汲取養分。這些努力無疑是可貴的。他的作品之所以顯得明朗、樸素，也是受了民間歌謠體影響的結果。

　　初期新詩的作者，還有《新潮》上的康白情和俞平伯，《星期評論》上的劉大白。康白情也在《少年中國》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其詩集《草兒》，多收「別情詩」和「紀遊詩」，如《送客黃浦》、《日觀峰看浴日》、《江南》、《廬山紀遊三十七首》等。這些詩的特點是寫景細緻，設色清麗，較多地顯示了白話詩活潑清新的長處；但因缺少錘煉，不少詩只成為散文的分行排列。

　　一些哲理詩也一味說理，缺少詩意。格言式的《律己九銘》裡，所謂「我要做就是對的；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則是個人主義思想在其詩作中的具體表露。康白情也有少量以勞動者為題材的作品，但資產階級立場和生活上的隔膜只能使他把形象歪曲，所謂《女工之歌》，實際上成了通過工人之口對資本家「恩惠」的歌頌。俞平伯最初的詩集為《冬夜》，色調淒清苦澀。作者不滿舊社會的壓抑，希望擺脫命運的捉弄，對於「象貓狗一般的死去」的勞動者懷著同情（注：《冬夜·無名的哀詩》），但自我力量的微弱，使他時有空虛茫然之感。

　　冬夜景象的淒冷（《冬夜之公園》），春日枯坐的孤寂（《春裡人底寂寥》），秋風搖落裡的低回（《淒然》），便都是這種情緒在不同詩中的流露。一九二二年以後的《西還》集中，人生多難的感歎更有增長；至於詩集《憶》，則已由永恆之「愛」的追求轉向童年生活的緬懷去了。俞平伯曾長期受過舊詩詞曲的薰陶，在他詩中，從詞語、音律到表現手法，都可以看到這種影響。

　　作者後來以主要精力從事小品文寫作，《雜拌兒》一二編、《燕知草》等集中便有不少細膩而含點澀味、閒適而不免感傷、被稱為「青果」似的篇章，它們很少觸及重大理實問題，但在藝術上，較之作者所寫的詩顯然有了成長和發展。同樣帶著從舊詩詞蛻化出來的痕跡的，是劉大白（1880—1932）的新詩集《舊夢》（後來重編為《丁寧》、《再造》、《秋之淚》、《賣布謠》四集）。但不同于俞平伯的詩作蘊藉苦澀，這些詩曉暢而「少含蓄」（注：《〈舊夢〉付印自記》）。三五行的小詩，在集中占了很大部分；它們大多是帶有消極內容的關於「人生之謎」的思索、議論，如：「明明鏡在花前，為甚花又在鏡裡？明明水在月下，為甚月又在水裡？明明人在夢中，為甚我又在夢中人底夢裡？」（注：《淚痕》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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