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前茅》、《恢復》等詩集

《前茅》、《恢復》等詩集(1)

　　繼《女神》之後，郭沫若於一九二三年出版了詩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詩歌散文均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日本和上海兩地所作。這正是「五四」高潮已過，國內政局混亂，新的革命運動尚在積極醞釀和準備的時期。幾度返國的詩人在目睹了災難重重的祖國、傾飲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後，思想感情處在極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對現實有更深的憎惡和不滿，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對社會作徹底的改革；另一方面，從小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和泛神論思想出發，他又希望在大自然裡或者在超現實的空幻境界裡找尋暫時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詩篇，清晰地反映了詩人當時思想感情上的這種矛盾狀態。

　　在集首《獻詩》裡，詩人自喻為一隻「帶了箭的雁鵝」，象「受了傷的勇士」一樣「偃臥在這莽莽的沙場」上，想從星空的「閃閃的幽光」中得到「安慰」，然而美麗的星空也閃爍著「鮮紅的血痕」，含蓄著「沉深的苦悶」。在《南風》裡，他看見了海畔松林裡一幅「典雅的畫圖」，而「回想到人類的幼年，那恬淡無為的太古」。在詩劇《孤竹君之二子》裡，則假借逃避現實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對「墮落了的人寰」的深深厭嚴，渴慕「原人的純潔，原人的真誠」。正是這些，反映了詩人還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的彷徨和苦悶，也使得《星空》減少了《女神》那種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與《女神》一脈相承的東西，那便是詩人對於「血海」似的舊世界的憤怒，對於舍己為群的古代英雄的讚美，把改造舊世界的希望寄託在「近代勞工」身上，而且對未來的光明仍未失卻信心。在《洪水時代》的尾段，詩人說自己「坐在岸上的舟中，思慕著古代的英雄」，而把那種「剛毅的精神」比作「近代的勞工」，接著唱道：

　　你偉大的開拓者喲，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喲，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這裡的「未來的開拓者」正是「近代的勞工」。人們再一次從詩人渴望變革的心情和奔騰豐富的想像裡，接觸到了表現在《女神》裡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藝術力量。

　　此外，《星空》中還有一些意境優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韻律和諧，比喻生動而富於獨創性，便是一首好詩。

　　出版於一九二八年的《前茅》共收詩二十三首，共中除《暴虎詞》作於一九二一年，《黃河與揚子江對話》和《哀時古調》（共九首）作於一九二二年，《太陽沒了》作於一九二四年外，其餘都寫在一九二三年。這時群眾運動在党領導下日趨高漲，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日益擴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緒也有了顯著的變化。

　　他辭別了《星空》中那種「沉深的苦悶」和「低徊的情趣」，重新正視坎坷的現實，以粗獷的聲調歌唱革命。他看出了，假使不象「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另外在人類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國就「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注：分別見《前茅》中《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他預感到「靜安寺路的馬路中央，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注：分別見《前茅》中《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農」一起，「把人們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誕生」（注：分別見《前茅》中《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啟人深思的詩篇。詩人通過黑夜的必將消逝和光明的必將到來，預示革命的最終勝利。他沒有用直接告白的方式表露自己的革命熱情，而是用一連串富於象徵性的詩句顯示了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黑暗腐朽的反動統治終必滅亡，人民群眾的革命理想終必實現。當人們讀到：「在這黑暗如漆之中，太陽依舊在轉徙，他在砥礪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就似乎看到了那些在黑暗統治下英勇鬥爭的革命者的形象，感受到了詩人對革命前途的樂觀而高亢的召喚。

　　為追悼列寧而作的《太陽沒了》，是《前茅》中另一重要的詩篇。詩人首先描畫了全世界人民對失去偉大革命導師的無限哀痛，接著就以如椽之筆頌揚了列寧的偉大光輝的功績：

　　他灼灼的光波勢欲蕩盡天魔，
　　他滾滾的熱流勢欲決破決垛，
　　無衣無業的窮困人們
　　受了他從天盜來的炎炎聖火。

　　詩人充分估計了列寧的死給世界革命帶來的難以彌補的損失，但他要秉著「赤誠的炬火」，同全世界勞動人民一起，繼續做「逐暗淨魔」的工作。這首詩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聲哀悼」的時候，給讀者以革命的鼓舞。

　　雖然《前茅》是寫在詩人還沒有投身實際革命鬥爭的時候，因為缺乏生活實感，有些詩不免給人以空泛的感覺；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動年代裡，這些粗獷有力的歌聲和勇敢大膽的宣言，的確可以算是「革命時代的前茅」。

　　寫於一九二五年初春的《瓶》，是一組歌唱愛情的詩，除《獻詩》外由四十二首短詩組成。濃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湧的詩情，依然表現了詩人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五四」時代精神通過詩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過部分詩篇受了唯美主義影響，有些地方還流露了纏綿悱惻的情調和人生如夢的感慨。

　　詩集《恢復》出版於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詩作，寫在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最為嚴重的歲月裡。詩人當時經歷了一場大病。反動統治者的血腥屠殺和疾病的摧折並沒有磨損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堅決、也更充實的詩篇對它們作了響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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