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女神》(3)

《女神》(3)

　　在這一部分詩裡，有氣象宏傳、壯闊飛動的描畫，也有筆致宛約、清麗幽靜的篇章；但無論是禮贊「波濤洶湧著」的大海、「新生的太陽」和「天海中的雲島」（注：分別見《女神》中《光海》、《心燈》、《太陽禮贊》、《晴朝》、《西湖紀游》諸篇），或是歌詠「池上幾株新柳，柳下一座長亭」（注：分別見《女神》中《光海》、《心燈》、《太陽禮贊》、《晴朝》、《西湖紀游》諸篇），以及「含著夢中幽韻」的「醉紅的新葉，青嫩的草藤，高標的林樹」（注：分別見《女神》中《光海》、《心燈》、《太陽禮贊》、《晴朝》、《西湖紀游》諸篇），總是流轉著一股清新的氣息和足以使人愉悅、奮發的樂觀主義色彩，洋溢著「五四」時代蓬勃進取的精神和詩人自己的飛揚淩厲的朝氣。在這裡，同樣顯示了郭沫若和同時代那些淺斟低唱、流連光景的詩人，從思想到情趣，都具有顯著的差異。

　　《女神》具有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特色。貫串詩集中的對黑暗現實、陳腐傳統的徹底反抗與破壞，對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熱切追求與讚美，以及對革命前途的堅信，對創造理想的樂觀，等等，都強烈地反映了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革命的願望、要求和理想，這種革命理想主義正構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義的基本精神。

　　詩篇的奔騰的想像與大膽的誇張，弘傳的構思與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調與急驟的旋律，以及神話的巧妙運用等等，又都同詩人的「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詩》）相適應，反映了革命浪漫主義在手法上的長處。郭沫若曾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注：《三葉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華信）《女神》中的詩，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當寫作《鳳凰涅盤》、《地球，我的母親！》等詩時，往往詩興突然襲來，無暇仔細推敲，反復加工，任憑詩句奔瀉成章，但由於詩人感情的飽滿，藝術修養的深厚，所以無論是粗獷的或是婉約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寫來，不事雕琢，而能達到和諧鏗鏘的境地。例如《湘累》裡的一節：

　　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們心中的愁雲呀，啊！
　　我們眼中的淚濤呀，啊！
　　永遠不能消！
　　永遠只是潮！

　　一唱三歎，這種自然流瀉的音節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適應的。郭沫若廣泛地閱讀了我國古典詩歌和某些外國著名詩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響當然不能忽視，詩人自己說過：「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乾淨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的狂飆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徹底地為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盪了。」（注：《我的作詩的經過》，《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頁）而我國古代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和李白的影響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對屈原有深深的愛好。他在詩劇《湘累》中所表達的那種沛然若決江河的反抗醜惡現實、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於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時期詩人自己的處境和心情。

　　這種精神貫串在《女神》的很多詩篇裡。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愛的詩人，他曾將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詩的款式分行寫了出來，詩中「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幸同科」的風格、精神和氣質，與郭沫若息息相通。這些都說明了他同兩位古代詩人之間深刻的精神聯繫，也說明了《女神》正是我國古典詩歌浪漫主義傳統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個繼承和發展。

　　氣勢雄渾豪邁的自由體詩，是《女神》裡最具特色、最能激動人心的篇什，它們真正為「五四」後的自由詩開拓了新的天地。這些詩篇的出現，一方面是詩人自己闊大不羈的襟懷和豐富強盛的想像力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濤奔浪湧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的產物。郭沫若的自由詩突破了從來詩歌的樊籬和束縛，它沒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連腳韻也不押，但是詩的內在的旋律與詩人感情的節拍是和諧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詩人用重疊反復的詩行表現層出不窮的想像和情思，給與讀者以強烈的內心激動，使他們跟著他一起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詩》裡所期望的那樣，《女神》的確是在當時青年們的胸中「把他們的心弦撥動，把他們的智光點燃」了的。

　　除了自由體詩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詩形式格律相當謹嚴。例如詩劇《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採用的是傳統的五言詩形式。《晴朝》和《黃浦江口》有著相當整齊的形式和韻律，而《西湖紀遊》中的某些短詩則表現了詞的小令的風味。這些可以看出詩人是如何善於採用多姿多彩的形式，來抒發自己不同的情感。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為劉海粟的畫《九溪十八澗》題過這樣的詩句：「藝術叛徒膽量大，別開溪徑作奇畫，落筆如翻揚子江，興來往往欺造化……」移用這些句子來說明《女神》在詩歌形式方面充滿叛逆精神的大膽創造，同樣是十分貼切的。

　　《女神》所顯示出來的鮮明的時代色彩，宏大的藝術魄力，獨創的藝術風格，豐富了我國詩歌創作的寶庫，對後來的詩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在《女神》出版後不久，聞一多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文裡寫道：「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他還認為《女神》「不獨喊出人人心中底熱情來，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聖的一種熱情」（注：《聞一多全集》第3冊丁集第185、194頁）。

　　在紀念郭沫若五十壽辰的時候，周揚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裡，稱郭沫若「是偉大的『五四』啟蒙時代的詩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國的預言詩人。」稱《女神》「是號角，是戰鼓，它警醒我們，給我們勇氣，引導我們去鬥爭。」（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報》）這些評論說明了《女神》所以能夠獲得較大影響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熱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歌，為我國現代詩歌開創了一代新的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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