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郭沫若·思想發展與文學活動

郭沫若·思想發展與文學活動(1)

　　郭沫若於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後於魯迅的誕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國日益腐敗、帝國主義侵略日益加緊、舊民主主義革命浪潮日益高漲的年代裡度過的。幼年時，由於誦讀《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詩品》等書，培育了他最早對詩歌的興趣。庚子（一九〇〇年）事變後，清廷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統治，緩和國內人民的革命要求，開始進行一些表面的改革，變八股為策論，接著又廢科舉而立學校。

　　因此當時正在家塾讀書的郭沫若，除聖經賢傳而外，也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介紹世界大勢和民主啟蒙思想的書刊，開拓了胸禁和眼界。在小學和中學時代，郭沫若對我國古典文學作品，如《莊子》、《楚辭》、《史記》、《文選》等，作了較廣泛的涉獵，並閱讀了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論文章和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

　　由於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迪和影響，不滿黑暗腐敗的學校教育，起來反對，三次遭到斥退，被步顯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雖曾給他以短暫興奮，但革命後的混亂局面卻給他帶來極度的失望和苦悶，使他產生了離開四川向廣闊的世界「奮飛」的願望。

　　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離國經朝鮮，于翌年初抵達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三年畢業後考入福岡九洲帝國大學醫科。郭沫若選擇了醫學，是想拿它「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軍國主義的欺淩，「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注：《三葉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華信），時時為之激憤之已。愛國的浪潮鍛煉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他更懷著「衝冠有怒與天齊」的愛國義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學習裡，他閱讀了不少著名的外國文學作品，從泰戈爾、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裡汲取了多方面的滋養。因為接近泰戈爾、歌德的作品以及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論思想的影響。那是五四運動爆發前兩三年，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將跨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個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當時新文化運動反封建鬥爭的主要內容。沖決一切網羅和束縛，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當時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願望。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十七、八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初期那種否認神是自然界的創造主、認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論，才能夠給郭沫若以較大的影響。顯然，郭沫若作為一個受過近代科學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麼「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過：「泛神便是無神。」（注：《少年維持之煩惱》中譯本《序引》，收入《文藝論集》，見《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頁）他的「有些泛神論的傾向」（注：《創造十年》，見《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頁），一方面是因為泛神論思想跟他當時蔑視偶像權威、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的精神大體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為泛神論所提供的「物我無間」的境界，正適於詩人馳騁自己豐富的藝術想像力，把宇宙萬物擬人化，詩化，視之為有生命的抒情物件。郭沫若之所以會贊同「詩人底宇宙觀以泛神論為最適宜」（注：《三葉集》見《沫若文集》第10卷《論詩三劄》）這種很不確切的說法，原因也在這裡。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了青年郭沫若以極大的鼓舞，當時流行於日本的歐洲各種新思潮，也使他產生廣泛的興趣。他懷著改造社會的朦朧思想和振興民族的極大熱情，開始文學活動。還同留日的一部分愛國學生一起組織夏社，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工作。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間，郭沫若寫了具有反帝愛國思想的小說《牧羊哀話》（注：《新中國》第1卷第7號，1919年11月15日。按《牧羊哀話》寫作和發表年月，《星空》（1923年，泰東圖書局版）和《沫若文集》第5卷篇末所注，均有錯誤。應為1919年而非1918年）。

　　不久，他的新詩開始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宗白華編輯）上發表。從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〇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注：據《沸羹集·序我的詩》中提到的時間是「民七民八之交」，疑有錯誤。《創造十年》中說，「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從《女神》中詩篇寫作年月看來，後說較為確切）。他的著名詩篇如《鳳凰涅盤》、《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就都是在這時寫下的。一九二一年詩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特色，氣勢奔放，格調峻新，突出地表現了「五四」的時代精神。《女神》不僅確立了郭沫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新詩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和廣闊的天地。

　　「五四」時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種複雜矛盾的內容。但就政治思想來說，革命民主主義佔有主導地位。這種以反帝反封建的堅決性和徹底性為主要特色的民主主義，當時已開始受到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的時代光芒的照耀。而朦朧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也正是這樣的時代所烙下的深刻印記。在《女神》中，郭沫若徹底反抗黑暗現實，熱烈追求個性解放，並已初步認識到「私有」制「種下了永恆戰爭的根本」（注：《女神·棠棣之花》），進而歌頌十月革命及其領袖，歌頌「均貧富」、「茹強權」的鬥爭。雖然當時郭沫若思想中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但同時存在的這些初步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卻反正是後來詩人思想能夠向前發展的最初起點。從哲學基礎上說，當時郭沫若思想中有強烈的個性主義。

　　由於時代條件的區別，這種個性主義同歐洲十九世紀的個性主義已經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內容。對於郭沫若來說，正如和他同時代的一些先進愛國知識份子一樣，個性解放不僅僅是為了個人，而是把它當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一種途徑。他嚮往強有力的個人，甚至在想像中塑造了那個具有無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駕馭日月風雷，驅策江河泰嶽，其目的還是為了同強大的黑暗現實作鬥爭。因此，個性主義思想儘管包含著本身的弱點，在當時的中國卻仍然有著較大的反封建作用，並且促使郭沫苦去接近泛神論，從反對封建束縛和發展藝術想像力的角度吸取其積極的成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泛神論的「一切和諧」、「物我無間」、陶醉於大自然的那種消極的影響。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