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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3)


  魯迅清楚地看到新舊之間的衝突,要求給予新生事物以應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種階級對立的事實往往為新舊衝突的現象所掩蔽,他還不能夠認識到在階級社會裡,歷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階級的對立和鬥爭,因而他的思想表現了相當程度的複雜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經歌頌了人民創造的「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聖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還沒有擺脫對人民力量估計不足的弱點,認為「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注:《墳·娜拉走後怎樣》)

  一方面散發著集體主義的思想光彩,主張「一分熱」和「一分光」應該心悅誠服地消失於「炬火」和「太陽」之中(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另一方面又還沒有完全突破個性主義的樊籬,不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話,並且有「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的疑懼。但是,由於魯迅懷著革命民主主義徹底變革現狀的要求,對於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具有清醒的認識,敢於直面現實,主張韌戰,主張「打落水狗」,這就使他的實踐始終具有深刻的社會鬥爭的意義。

  除了雜感,魯迅繼《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之後,又寫了二十幾個短篇,先後結成《呐喊》、《彷徨》兩個小說集。這些小說,如他自己所說,是從「為人生」出發,表現了「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注:《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成為中國社會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一面鏡子。他比較集中地描寫了兩類人物:農民和知識份子。

  農民問題是魯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題,他以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深厚感情關注著他們的命運,和當時許多所謂「鄉土文學」裡僅僅對農民表示同情不同,魯迅寫出了農民對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批判了農民本身的弱點(如阿Q和閏土),他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愛姑),在形象創造中蘊藏著為同類小說所沒有的向歷史控訴的深度。在他筆底的知識份子也和許多作品裡風行一時的所謂苦悶的青年不一樣,魯迅刻劃了知識份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讚揚他們的鬥爭,鞭撻他們的頹唐和動搖(《在酒樓上》、《孤獨者》)

  在《傷逝》裡,描寫了「五四」當時以個性解放為基礎的爭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結合,同時又給那種建立在個人幸福上的過於天真的追求以幻滅的結局。認為個性解放需要和經濟解放、社會解放結合起來,這就反映出魯迅這一時期對個性主義看法的改變和進展。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本質上是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思想,雖和無產階級思想存在著距離,然而由於魯迅對時代的敏銳的感覺,在五四運動三部分人組成的統一戰線中堅決地「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聽「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因此他始終站在被壓迫人民這一邊,從被壓迫人民的立場和角度觀察一切,分析一切,這樣他的作品不但高出於一般作家的水準,而且符合人民大眾和無產階級在這一歷史時期的革命要求,體現了他在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下作為文化革命主將和旗手的傑出的作用。

  「五四」高潮退後,資產階級右翼從統一戰線裡分裂出去,許多知識份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悶,魯迅一方面對知識份子的思想和生活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有「成了遊勇,布不成陣」(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的感覺。他戰鬥著,同時又思索著和探求著。正如他稍後說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觸剖我自己」(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除了《彷徨》裡的一部分作品外,他又以散文詩《野草》記錄了這一時期的心情。「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注:《墳·寫在〈墳〉後面》。)他經常和青年往還,公餘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校教課,編寫《中國小說史略》講稿;先後支援和組織了語絲社和未名社,出版《語絲》、《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編《國民新報》的文藝副刊,還編輯了專收譯文的《未名叢刊》和專收創作的《烏合叢書》與《未名新集》。

  「五卅」前後,他已經注意到了「用Marxism於文藝的研究」(注:《集外集拾遺·〈蘇俄的文藝論戰〉前記》)這一現象,還認為蘇聯的某些詩人,「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注:《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之二》),說明這時魯迅已增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和瞭解。一九二五年,他在當時任課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潮中積極聲援學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對壘。次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又以實際行動參加群眾鬥爭。在這兩次事件中,魯迅對主張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右翼展開激烈的論戰,揭去「現代評論派」歐化紳士們虛偽的面具,指出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正是幫兇的把戲。

  魯迅從群眾鬥爭中看到年輕一代的勇敢和無畏,「屠伯們」的卑劣和兇殘,思想有了進一步的開展。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痛切地覺得:一般的鬥爭方式不足以對付統治階級的暴戾,「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他已經突破進化論和啟蒙主義的某些局限,隱約地預感到:一個更猛烈的風暴——實際上也就是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就要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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