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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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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為實踐任務,作為理論推理的出發點,並且根據上述認識,從西方思潮裡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進化論,進化論給予魯迅的要求社會變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堅定地相信未來,不憚前驅。根據當時魯迅的觀點,進化就是發展,發展就是進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裡,必須以同樣的熱情擁護和保衛一節新生的事物。他反對資本主義物質弊害的戕賊,要求「張靈明」,也不滿守舊群眾和習慣勢力的約束,倡議「排眾數」。他以個性主義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長掃除障礙,說明個性主義和進化論在他的思想裡是互相補充與互相發明的。 個性主義、個性解放在當時歐洲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抵制新興力量的盾牌,魯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還承認這種個性主義和尼采學說的某些聯繫,但在具體論述中,卻又說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對於資產階級平庸主義的攻擊,並在介紹拜倫力抗強權的時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強,而並頌強者」的反動本質。個性解放對於魯迅說來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曾認為:「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他把個性解放當作達到民族解放乃至社會解放的途徑。儘管這仍然是一般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階級尚未登上政治舞臺,多數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都還看不見現實生活中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國,這種想法已經是相當激進的革命思想。 不僅如此,在魯迅早期思想裡,還散佈著許多從進化論裡引伸出來的樸素的辯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觀點,例如:「平和為物,不見於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注:《墳·摩羅詩力說》。)「所謂世界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退久之而達水裔,蓋誠言哉。」(注:《墳·科學史教篇》。)「凡論往古人文,加之軒輊,必取他種人與是相當之時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較量之,決論之出,期近正耳。」(注:《墳·科學史教篇》。)這些論點本身雖然都是個別的,但集合起來研究,足以說明魯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經具有可貴的科學的基礎,正是後來他的思想能夠不斷進取、不斷發展的條件和因素。 改變精神的文藝運動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應,魯迅於一九〇九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授課之余開始輯錄唐代以前的小說(《古小說鉤沉》),編定古代有關會稽歷史地理的逸文(《會稽郡古書雜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出於強烈的反封建的願望,他在故鄉紹興積極參加宣傳活動。也就在這段時間裡,根據生活實感寫下短篇《懷舊》,描繪了小鎮封建勢力在革命風聲中的種種動態。這雖是用文言寫的,卻是他的第一篇小說。臨時政府成立,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政府遷到北京。 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沒有完成歷史的任務,清朝的帝制雖被推翻,帝國主義卻依舊虎視眈眈,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和思想體系也不曾有絲毫動搖,篡國復辟的風潮迭起。魯迅由失望轉入苦悶。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雖時或忿而戰鬥,但更多的時間卻在沉思默想。公餘不斷抄寫古書,輯錄金石碑貼,校訂《後漢書》(謝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進行探索。這些都成為他以後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的必要的準備。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沉睡的中國大地蠕蠕欲動。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接著爆發。在這個時期裡,《新青年》雜誌成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陣地。魯迅於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釗等一起參加《新青年》的編輯活動,陸續發表小說、論文和雜感。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刊登於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義宣戰的檄書,以文學的形式揭露「禮教吃人」的罪惡,在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魯迅接著又發表《孔乙己》、《藥》等短篇,集中力量從各個角度向封建傳統進攻,大大地激動了處身於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時期寫的論文《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對當時提出的婦女問題、青年問題、家庭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論證嚴密著稱。這些有力地表現時代思潮的小說和文章,不僅助長了轟轟烈烈的運動聲勢,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魯迅是五四運動中鬥爭最徹底和影響最廣大的作家。 在當時整個進步思想界中,進化論還占著重要的地位。從魯迅的創作特別是雜感看來,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進化論為基礎的。進化論從唯物主義出發,承認生物界現象的相互聯繫,肯定事物的發展一般都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這種學說的出現是唯物主義思想在自然科學方面重大的勝利。馬克思曾經稱達爾文的著作為「含有我們見解的自然史基礎的書」(注:《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頁,三聯書店1957年12月第1版)。 但是,進化論卻不能越過自己的科學領域代替階級論來解釋社會鬥爭。社會發展又有它本身的規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反動的社會爾文主義者就曾經利用自然進化現象說明社會發展規律,給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提供理論根據,認定以強淩弱是生存競爭的法則。進化論觀點雖然約束了魯迅的思想,但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根本不同,也沒有象《新青年》裡其他一些作者那樣強調「生存競爭」以鼓勵社會鬥爭,甚至用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和杜威的實用主義曲解社會進化的意義。魯迅從鬥爭的現實要求出發,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上,引伸了達爾文學說裡辯證主義的核心:發展觀點和變革觀點。他反對封建禮教,抨擊國粹主義,詛咒「現在的屠殺者」,激烈地批評各種被扭曲了的生活現象,對中國社會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並且引導青年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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