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4)

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4)

　　「三一八」後，魯迅受北洋政府通緝的威脅，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他在廈門寫完了在北京時已經開始動筆的散文《朝花夕拾》，編定《漢文學史綱要》前十篇，並和青年們合作出版了文學刊物。當時大革命的形勢迅速發展，北伐正處在勝利階段，農民運動日益蓬勃興起。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裡，對革命形勢表示了歡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於他對南方革命的嚮往，經中國共產黨提名，不久便應中山大學（由廣東大學改名）之聘，於一九二七年一月抵達廣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務主任。他準備在文學上「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注：《兩地書》六九）。

　　到廣州後，他和黨的組織有了更多接觸，也有更多機會學習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在同國民黨右派進行的激烈鬥爭中，魯迅思想上醞釀著一個巨大的飛躍。反映在《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等文裡的思想，標誌著這一飛躍的即將開始。四月十二日，大資產階級篡奪勝利果實，實行反革命政變，廣州於「四一五」發生空前的屠殺，魯迅向學校當局要求營救被捕學生，沒有結果，憤而辭去一切職務。在這段時間裡，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殘酷的殺戮和更英勇的犧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魯迅受到很大震動，原先循著進化論而進行的「思路因此轟毀」（注：《三閑集·序言》）。

　　他徹底地拋棄了進化論，實現向共產主義的思想飛躍，並把這個叫做「事實的教訓」（注：《二心集·序言》）。二十多年來，他一直以文藝為武器，致力於民族民主革命，尋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國的途徑，到此才發現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農群眾：「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注：《二心集·序言》）。這是魯迅在實踐中探索多年逐漸認識的結論。「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冊第997頁），他轉換了自己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九月魯迅離開廣州，十月定居上海。曾應上海學生之請在各大學演講。一九二八年主編《語絲》半月刊，並與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從一九二九年起，又與柔石等組織朝花社，編譯《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出版《朝花週刊》和《朝花旬刊》，同時又印行《藝苑朝華》，介紹蘇聯和歐洲各國的版畫。在這段時間裡，他因革命文學與創造社，太陽社展開論爭。論爭涉及文藝理論上許多問題，促使魯迅比較系統地讀了馬克思主義書籍，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時又介紹了蘇聯小說。

　　通過翻譯和介紹，魯迅深刻地進行自我批判與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說，「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樣就更加鞏固了他對現實的革命鬥爭的認識。魯迅是「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裡來的」（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冊第997頁）。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他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作過深刻的研究，積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和生活經歷。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原來的知識在科學思想照耀下獲得了新的意義，煥發著新的光彩，反過來又深化了他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動和直接領導的一個組織。魯迅列名發起人，並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左聯」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圍剿」鬥爭中取得豐碩的戰果。這個組織以有魯迅這樣的旗手而大大地擴展了自己的影響：它團結進步作家，培養文學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擊退敵人，樹立起鮮明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除了「左聯」之外，魯迅還投入各種社會活動，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革命互濟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戰同盟；對國民黨的壓迫，帝國主義的暴行，多次和進步文化界一起發表宣言，提出抗議。

　　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佈了國民黨殘殺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親自和宋慶齡等到德國駐滬領事館，遞交反對法西斯暴政抗議書，一九三六年又與文藝界同人發表為團結禦侮和言論自由的宣言。國民黨通緝他，威脅他，禁止他的書籍出版，刪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這一時期裡，先後編輯了《萌芽》、《前哨》、《十字街頭》和《譯文》等公開的或者秘密的刊物，並參加了《文學》和《太白》的編輯工作，領導了新興木刻運動。

　　由於戰鬥的激烈，迫切的形勢需要他立刻起來抗爭，他不得不暫時放下久已想寫的著作和一度計畫過的長篇，而以雜感為武器，在反文化「圍剿」中與國民黨作短兵相接的鏖戰。從一九三〇年起，他一共寫了八本雜感集，一本象雜感一樣同是「為現在抗爭」（注：《且介亭雜文·序言》）的根據故事和傳說而寫成的《故事新編》（其中三篇作於一九二七年以前），這些作品幾乎都是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直接的產物，既具有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為光輝的馬克思主義戰士的思想特點。

　　魯迅確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注：《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以蔑視的態度對待一切反動派，他的作品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在最艱苦的生活和最險惡的環境中，不管國民黨的天下是「冬夏」還是「春秋」，始終愛恨分明，與敵人頑強作戰，為人民勤懇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詩裡說的：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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