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初期革命文學的宣導

初期革命文學的宣導(1)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革命面貌逐漸發生深刻變化。党在成立後的次年，就為全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明確口號。由於共產黨人集中力量從事勞工運動，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之間，出現了工人罷工的第一個高潮。在共產黨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繼之而來的「五卅」鬥爭的發生，農民運動的開展，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中國革命終於進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高潮時期。適應這種形勢，在文學領域內，便有一九二二年以後革命文學的醞釀和宣導。

　　共產主義知識份子走向工農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革命運動的蓬勃展開，產生了以文學樣式從事革命宣傳的實際需要和可能。各地革命風暴中，先後出現了一批作品。一九二三年發表的《頸上血》（注：《頸上血》最初刊載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署名「工人某」），於「二七」慘案的血痕中唱出「頸可折，肢可裂，奮鬥的精神不可滅」的誓言，表達了京漢路工人反軍閥的堅強鬥志。

　　流傳在安源礦工中的敘事歌謠《勞工記》，雖然藝術加工較少，內容上也受當時歷史條件的種種限制，但卻相當完整及時地記錄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大罷工從起因、經過到最終取得勝利的前後史實，讚頌了工人階級得到自己的政黨領導後所表現的偉大力量；它的篇幅長達一千數百行，也為群眾創作所少見。在一九二二年開始農民運動的廣東海豐地區，不僅流傳著《田仔罵田公》（注：這是指彭湃最初編唱的揭露階級剝削、反對宿命思想的一首。另有一首《田仔罵田公》，從內容上看，似是後來土地革命時期的作品）、《勞動歌》、《成立俺的農協會》等歌謠，而且也常以演戲的方式進行宣傳鼓動。據當時報紙報導，擁有二萬戶會員的海豐農會，文娛宣傳活動相當活躍。在一九二三年春節有五千餘人到會的「新年同樂大會」上，「該會宣傳部演話劇《二鬥租》之農民悲劇，當演至貧農被田主侮辱時，狀至哀，觀眾悲憤交集，會場為之鼓噪。而年邁農夫，睹此不覺老淚奪眶而出，有痛哭失聲者……」（注：見鄧中夏《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一文中所引當時香港《華字日報》的報導。鄧文載《中國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12日。）

　　此後，湖南等地的農民運動中，也有大量歌謠產生。毛澤東同志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除曾設置「革命歌」、「革命畫」等課程外，還引導學員調查全國民歌（注：見《中國農民》月刊第9期（1926年11月）所載《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一文）。至於上海這個工人運動十分活躍的城市，「五卅」時期就產生了《十二月革命歌》、《五卅小調》、《國民團結歌》、《吊劉華》等利用民間小調編唱的歌謠；這些歌謠大多革命意識明確，對帝國主義、軍閥統治充滿同仇敵愾。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出現的一首歌謠，尤為突出：「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鐵鍊子下面尚血花，拚著一個死，敢把皇帝拉下馬。……」這首歌以氣貫長虹的聲勢，表達了工人階級為革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即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逐步受到革命運動的影響，開始產生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民間文學作品。如廣西紅水河兩岸在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出現了壯族歌謠《窮人沒有床》、《去找韋拔哥》等作品，控訴地主、軍閥的壓迫，表現壯族人民跟黨鬧革命的決心。

　　內蒙伊克昭盟烏審旗在党的領導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多歸輪」起義，曾一度建立革命政權，蒙古人民在鬥爭中編唱了許多歌頌起義領導人希尼喇嘛（原名烏力吉傑爾嘎拉）的民歌。在二十年代，內蒙人民還創作了現代英雄史詩《嗄達梅林》。長詩反映了一九二一年在東蒙哲裡木盟發生的一次自發起義，塑造了起義領導者嘎達梅林和他的妻子牧丹的英雄形象。上述作品的作者或為革命知識份子，或為工農歌手，但由於作品常在群眾中間流傳而得到了群眾的補充和豐富。它們的出現，雖然還不能根本改變「五四」初期新文學局限于知識份子圈子中的狀況，卻代表了一種新的萌蘖。作為文藝與實際革命鬥爭緊密結合的最初嘗試，它們在革命文藝發展史上的意義不可忽視。

　　在作出上述初步實踐的同時，從一些早期共產黨人和青年共產主義知識份子中，也發出了宣導革命文學的呼聲，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學的理論主張。早在党成立的初年，一部分共產黨人即對新文學運動有所引導。少年中國學會中，李大釗、鄧中夏等共產主義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兩次提案裡，表達了文學方面的一些見解。他們號召會員作家確信「主義」，使「文學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賞」。為了「創造動人的文學以冀民眾的覺醒」，他們要求「少年中國的文學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注：見《少年中國》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載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7月南京大會上鄧中夏的發言紀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會上李大釗、鄧中夏等的書面提案）。

　　一九二二年二月，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增辟了「革命文藝」欄，陸續發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動內容的詩歌。同年在廣州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曾作出決議，號召團員：「對於各種學術研究會，須有同志加入，組成小團體活動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術有學問的人才不為資產階級服務而為無產階級服務；並使學術文藝成為無產階級化。」（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各團體的關係之議決案》，《先驅》第8期，1922年5月。）

　　一九二三年六月創刊的黨的理論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發表的《新宣言》中，著重對當時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現時中國文學思想——資產階級的『詩思』，往往有頹廢派的傾向」，並且明確認為中國革命運動和文學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這些都顯示了共產黨人對年輕的文壇的關切和促使文學有力配合革命事業而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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