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初期革命文學的宣導(2)

初期革命文學的宣導(2)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早期共產黨人中一部分從事宣傳工作和青年運動的黨員如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實、林育南（林根）、沈澤民、蔣光赤等，通過《新青年》季刊、《中國青年》週刊（《先驅》停刊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三個陣地，也通過某些進步文藝刊物，發表很多文章，宣傳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學主張。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他們首先肯定文藝的上層建築性質。

　　肖楚女在《藝術與生活》（注：《中國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一文中，針對當時流行的某些唯心主義文藝觀點，如所謂「藝術創造一切」，「擺脫一切的藝術才是真藝術」之類」，正確地指出「藝術是生活的反映」，「藝術不過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風俗……一樣，同是……建築在社會經濟組織上的表層建築物，同是隨著人類底生活方式之變遷而變遷的東西。」

　　蔣光赤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蔣俠僧。）還進而說明了階級社會中包括文學在內有整個文化的階級性以及無產階級文化產生的必然性。共產黨人力圖從社會實際需要出發，引導文藝為正在進行的民主革命服務。鄧中夏在《貢獻於新詩人之前》（注：《中國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一文中，語重心長地批評了文藝青年中存在的「不問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同時從正面剴切地勸告作家：「第一，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所製造的「中華民族性不良」的謊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掃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須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的將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以便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在鄧中夏看來，文學應該是「驚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一種「最有效用的工具」。

　　惲代英的《八股？》（注：《中國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則明確要求新文學「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共產黨人宣導一種「能痛切地描寫現代中國大多數民眾的生活，且暗示他們的背景與前途」的「革命的文學」，這一點沈澤民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藝？》（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年4月28日。）一文裡作了解釋：「所謂革命的文學，並非是充滿手槍和炸彈這一類名辭，並非如象《小說月報》所揭為標語的血與淚」，「革命，在文藝中是一個作者底氣概的問題和作者底立腳點的問題」。惲代英在《文學與革命》（注：《中國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的通訊中則指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

　　因此，他們要求作家和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接近勞苦大眾，「到民間去」，「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於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若並沒有要求革命的真實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學的產生，亦不過如禱祝（公）雞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難。」（注：惲代英：《〈中國所要的文學家〉按語》，《中國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鄧中夏具體指出：「如果一個詩人不親歷其境，那就他的作品總是揣測或幻想，不能深刻動人」。他引了自己「三年前」即（一九二〇）所作的兩首詩為例：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
　　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禽獼殲除之，我行適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秋水含落暉，彩霞如赤炷。
　　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貪富。慘澹經營之，我行適我素。

　　說明此詩之所以能夠寫出並且「頗有朋輩為之感動」，其原因即是「我當時投身實際活動」。沈澤民《文學與革命的文學》（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年11月6日。）一文，還從他所理解的文學的特徵來說明革命思想與生活經驗兩者對於作家不可或缺。他說：

　　詩人若不是一個革命家，他決不能憑空創造出革命的文學來。詩人若單是一個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創造革命的文學。因為無論我們怎樣誇稱天才的創造力，文學始終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學家若不曾親身參加過工人罷工的運動，若不曾親自嘗過牢獄的滋味，親自受過官廳的迫逐，不曾和滿身泥汙的工人或普通農人同睡過一間小屋子，同做過吃力的工作，同受過雇主和工頭的鞭打責駡，他決不能瞭解無產階級的每一種潛在的情緒，決不配創造革命的文學。

　　沈澤民認為，有些作品中所以「只見些論文似的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道理」，原因就在於作者缺乏實際感受，離開了文學的特徵。此外，共產黨人在《新詩人的棒喝》（鄧中夏）、《荒漠裡》（瞿秋白）、《八股？》（惲代英）、《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蔣光赤）、《諍言》（秦邦憲）等不少文章中，對當時流行的一些消極不健康的文藝思潮和創作傾向作了嚴正批評。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兩文則根據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統一戰線政策，對文化上的統一戰線問題作了說明，號召進步文化界聯合起來共同向封建復古派進行鬥爭。瞿秋白、蔣光赤的一部分文章（如《赤俄新文藝時代的第一燕》、《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等）還介紹了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文藝狀況。

　　早期共產黨人的上述理論主張並不是系統完整的。它們散見於各篇文章中，而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沒有弱點。由於並不能完全分清馬克思主義與舊有的民主主義思想之間的界限，文中不少見解較為模糊，甚至還有錯誤。也有一些文章，由於論者本身對中國社會狀況缺乏深切瞭解，在傳播正確觀點、介紹蘇俄文學的同時，也產生過「左」的偏頗。對於當時以小資產階級作家為主要力量的中國文壇狀況，早期共產黨人一般都偏於否定過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極因素的同時卻對其積極因素估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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