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新文學社團的蜂起和流派的產生

新文學社團的蜂起和流派的產生(1)

　　一九二一年以後，新文學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起的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文藝刊物在各地紛紛出現。新文學從一般革新運動中分離出來而形成獨立的隊伍，並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創作數量增多，品質也有進展。「五四」啟蒙階段內開放的文學革命之花，至此結出了更多的果實。

　　宣導時期並無專門的文學社團。高舉「文學革命」旗幟的《新青年》以及繼起的《新潮》、《少年中國》，都是綜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學社團和純文藝性的刊物是從一九二一年才開始出現的。這年一月，由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等發起的文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於北京。

　　他們把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經過革新、由沈雁冰接編的《小說月報》（自第十二卷第一號起）作為自己的會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號止，不計號外，共出一百三十二期），還陸續編輯了《文學旬刊》（上海《文學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學》，每週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學週報》，始脫離《時事新報》，單獨發行。北京《文學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詩》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從書近百種。隨著會員人數的發展，除北京、上海兩地外，他們又在廣州、寧波、鄭州等地設立分會，分會在當地也出有刊物。緊接著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學在日本的郭沫若、郁達夫、田漢、成仿吾、鄭伯奇、張資平等組成了創造社。

　　他們先在國內（上海）出版叢書，次年起又先後創辦了《創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創造週報》（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創造日》（《中華新報》附發，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兩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創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創刊，被查封後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餘種。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是最早成立的兩個新文學社團，它們的出現，標誌著新文學運動發展到了開始形成獨立隊伍的階段。

　　此後幾年裡，更多的文藝社團和刊物在全國各地湧現。據《星海》一書輯錄的資料，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國出現大小不同的文學社團四十餘個，出版文學刊物五十二種。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經出現的文學社團和刊物，據茅盾統計，各「不下一百餘」（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它們幾乎遍佈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較活躍的，在上海有歐陽子倩、沈雁冰、鄭振鐸等發起的民眾戲劇社（出版《戲劇》月刊），胡山源等組成的彌灑社（出版《彌灑》月刊及創作集），田漢所辦的南國社（出版《南國》半月刊），高長虹等先後活動於京滬兩地的狂飆社（兩度出版《狂飆》週刊）；在杭州有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汪靜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組成的湖畔詩社（出版《湖畔》等詩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長沙有李青崖等組織的湖光文學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劉大傑等組成、受到郁達夫支持的藝林社（出版《藝林》旬刊）；在天津有趙景深、焦菊隱等組織的綠波社（先後出版《詩壇》、《綠波》旬刊和《小說》）；在北京，則有魯迅、孫伏園、錢玄同、川島、周作人等組成的語絲社（出版綜合性而以文學為主要內容的《語絲》週刊）。

　　楊晦、陳煒謨、陳翔鶴、馮至組織的以淺草社為其前身的沉鐘社（繼《淺草》季刊及上海《民國日報》附發的《文藝旬刊》之後，出版《沉鐘》週刊與半月刊，並發行叢書），韋素園、李霽野、台靜農等在魯迅主持下組織的未名社（先與原狂飆社成員合辦《莽原》週刊和半月刊，後獨編《未名》半月刊，並出版「未名叢刊」、「烏合叢書」和「未名新集」三種叢書），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胡適、陳源等組織的新月社（成立後最初兩年內未辦專門的文學刊物，社員以《現代評論》、《晨報副刊》為活動陣地，至一九二六年借《晨報副刊》創辦《詩刊》、《劇刊》，後又出版《新月》月刊）。

　　這些為數眾多的文學社團，其成員多為青年學生和職員，除小部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外，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其中有些已開始接受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它們活動的時間久暫不一，有不少團體和刊物產生之後旋即消失，思想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總的說來，仍然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茅盾後來所說：「這幾年的雜亂而且也好象有點浪費的團體活動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氾濫，跟著來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在那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練得一副好身手，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頓然有聲有色！」（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新文學社團和刊物在知識青年中如此競起興辦、蔚然成風，確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前後我國文化界的一種突出的現象。這種狀況之所以出現，首先與當時國內政治形勢和社會現實有關。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美、英、日三國在歐戰結束後重又加緊侵略，各自扶植其在中國的代理人，「五四」之後的一個時期裡，中國重複陷入連年混戰的局面。

　　皖、直、奉各系以及南方的一些軍閥之間，相繼發生戰爭，民族工業發展遲滯，農村經濟凋敝，廣大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以後，開始從事工農群眾運動，並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專心一志地致力於革命力量的積累和準備，因此在「五卅」鬥爭爆發以前，轟轟烈烈的大規模革命高潮沒有出現。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和沉悶的政治氣氛，許多經受「五四」新思潮衝擊、懷著美好希望覺醒過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悲哀。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