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新文學社團的蜂起和流派的產生(2)

新文學社團的蜂起和流派的產生(2)

　　他們一時找不到正確的鬥爭去向，卻渴望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傾吐內心的苦悶，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要求。新文學作為整個新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五四」前夕起一直在知識青年中具有廣泛的影響，這就容易使他們選擇文學這種樣式，走上從事文學活動的道路。其次，從文學運動本身來說，「五四」以後客觀任務也已有了變化：即由最初側重舊文學的破壞轉到新文學的建設，由最初理論的宣導轉到以發展創作為主。這一新的任務，顯然是文學革命宣導時期原有的幾個綜合性團體和刊物所難以勝任的，它需要廣泛的群眾性和較強的專業性。大批專門的文學團體和刊物的出現，正好適應了這一歷史的要求。

　　在上述眾多的不同傾向的文學社團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不僅成立早，活動久，而且成員多，影響大，在流派發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正當「禮拜六派」小說在都市中盛行之時。因此，它在反對舊的封建文學的同時，著重反對這種有著庸俗傾向的遊戲文學。其宣言聲稱：「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可以說，從有益於「人生」出發，認為「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注：參閱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這是文學研究會成員所共有的基本態度。

　　他們肯定文學是「人生的鏡子」（注：《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1年5月25日），不承認唯美派脫離人生的「以文學為純藝術的藝術」的觀點（注：郎損（沈雁冰）：《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勢力》，《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1921年2月）。創作也大多以現實人生問題為題材，出現不少所謂「問題小說」。至於在建設新文學的具體主張上，會員們的意見卻並不一致。部分成員抽象強調文學的「美」和「真」；即如提倡「血和淚的文學」（注：西諦（鄭振鐸）：《血和淚的文學》，《文學旬刊》第6號，1921年6月30日。）的鄭振鐸，在反對借文學「闡道翼教」的封建觀念的同時，也有「作者無所為而作，讀者也無所為而讀」（注：《新文學觀的建設》，《文學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的說法。但就當時以寫批評論文為主要任務的沈雁冰來說，卻是比較明確地鼓吹著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在被迫害的國裡」，作家應該注意觀察和描寫社會的黑暗、人們生活的「苦痛」以及新舊兩代的思想上的衝突（注：郎損：《社會背景與創作》，《小說月報》第12卷第7號，1921年7月）。

　　正是從這種主張出發，有些成員後來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動下，更進一步接受了建立無產階級文藝的思想。在創作方法上，文學研究會繼《新青年》之後，進一步揭起現實主義的旗幟，強調「新文學的寫實主義，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譬如講佘山必須至少去過一次，必不能放無的之矢」（注：沈雁冰：《什麼是文學》，引自《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但是由於受到近代歐洲文藝思潮的影響，分不清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界限，他們的理論中也雜有自然主義的成分，並且把自然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最新發展來加以提倡（如《文學與人生》、《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等文）。為了推進新文學的創作，文學研究會十分注重外國文學的研究介紹；而這種介紹，也是和他們整個文學主張相一致的。沈雁冰的《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一文說：「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英國唯美派王爾德……的『藝術是最高的實體，人生不過是裝飾』的思想，不能不說它是和現代精神相反；諸如此類的著作，我們若漫不分別地介紹過來，委實是太不經濟的事……所以介紹時的選擇是第一應得注意的。」

　　本著這種精神，文學研究會著重翻譯俄國（以及蘇俄）、法國及北歐、東歐的現實主義名著，介紹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羅曼羅蘭、易蔔生、顯克微支等人的作品（同時也從籠統的「為人生」思想出發，介紹了阿志跋綏夫、安特列夫諸人不滿現實但具有明顯悲觀頹廢甚至反動傾向的作品）。《小說月報》曾經出過《俄國文學研究》特號、《法國文學研究》特號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此外還分別出過《泰戈爾號》、《拜倫號》、《安徒生號》等專刊。該刊在十二卷一號的《改革宣言》中早就表示：「同人以為寫實主義（文學）在今日尚有切實介紹之必要；而同時非寫實的文學亦應充其量輸入，以為進一層之預備。」可以看出，後來在介紹外國文學方面，正是沿著這一方向來實踐的。

　　實稱為「異軍突起」的創造社，則一開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張。他們並不象文學研究會那樣在藝術究竟「為人生」還是「為藝術」的爭論中明確地站在人生派一邊。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一文認為：「這種爭論也不是決不可以避開的。如果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麼藝術與人生便兩方都不能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為它們的奴隸。」

　　郭沫若在《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編輯余談》中也說：「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著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可以看出，強調文學必須忠實地表現自己「內心的要求」，這正是初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們企圖用來統一「人生」與「藝術」兩派矛盾的主要依據。與此有關，他們崇「天才」，重「神會」，講求文學的「全」與「美」，宣傳過藝術「無目的」論，這些自然表明他們確曾受過「藝術至上」思潮的影響（作為封建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對立物，這種思潮最初在文藝青年中流行原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進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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