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革命的內容及歷史意義(3)

文學革命的內容及歷史意義(3)

　　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國白話文刊物風起雲湧，連《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一些本來為舊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於營業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漸改用白話。到一九二〇年，在白話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實的情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終於承認了白話為「國語」，通令國民學校採用。有著二千餘年悠久歷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時期短短幾年內，即受到致命的打擊，其陣地大部分被攻佔。這個事實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卻更清楚地顯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先驅者對於白話文的提倡，已經遠遠越出單純的進化觀念，而有了一個全新的出發點。當著封建文人譏笑白話文「鄙俚淺陋」，「不值一哂」，稱它是「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注：見林紓《致察鶴卿太史書》，北京《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的時候，魯迅曾直認不諱地回答道：「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注：《現在的屠殺者》，《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顯然，對於文學工具問題，魯迅是從「四萬萬中國人」——廣大人民的角度來考慮的。這也表明，「五四」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是文藝大眾化的一個起點，已經包含著後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最初的傾向和意義。

　　文學主張、文學觀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也有新的變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學「為人生」、「表現人生」的主張，現實主義的文學思想逐漸取得優勢。從這種思想出發，《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等刊物對黑幕派小說展開了猛烈的抨擊。改革舊戲問題也在這時開始提出，一些人發展到偏激地稱舊戲為「百獸率舞」而加以全盤的否定。與些同時，一部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則開始以唯物史觀來考察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精神現象，得出了「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注：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的結論。

　　他們堅信新文學的遠大前途，同時力圖對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說明。針對著胡適等人積極宣揚的所謂「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注：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新文學就是白話文學」（注：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之類的主張，李大釗撰寫了《什麼是新文學》（注：《星期日》「社會問題號」，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他說：「我的意思，以為光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光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他尖銳批評某些新文學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須清除「科舉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賈的（指資本主義的——引者）舊毒新毒」。

　　李大釗正面主張：新文學如求「花木長得美茂」，必須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作為「土壤根基」。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當「問題與主義」之爭展開以後不久；可以認為，李大釗這裡所要求的「堅信的主義」，正是為胡適所竭力反對而為他自己所堅決保衛的馬克思主義。文中把「博愛的精神」與「堅信的主義」同時並提，這自然反映了作者從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徹底轉變還須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所謂「博愛精神」或「博愛心」，是作為個人主義「好名心」的對立語來使用的，其真正含義已與資產階級的所謂「博愛」有了不同。《什麼是新文學》雖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有些說法還嫌模糊，但從實際內容考察起來，卻已初步地觸及新文學運動到底沿著革命還是改良、無產階級集體主義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道路發展的重大問題。它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對於文學運動的一種積極的號召。

　　除上述諸方面外，外國文學的大量介紹，也是構成「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從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蔔生專號、譯載《娜拉》等作品起，這種介紹就步入一個新的段落，其規模和影響遠遠超過了近代的任何時期。魯迅、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瞿秋白、耿濟之、田漢、周作人等都是活躍的翻譯者和介紹者。當時幾乎所有進步報刊都登載翻譯作品。俄國以及其他歐洲各國、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學名著，從這時起較有系統地陸續被介紹給中國讀者。

　　這使中國文學和世界進步文學開始有了某種「共同的語言」，説明了中國新文學進一步擺脫舊文學的種種束縛，促進了它的改變和發展。由於當時許多人還缺少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國文學中的精華與糟粕，積極部分與消極部分，因此在譯介大量優秀作品的同時也推薦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動的作品。而有些新文學擁護者（特別是《新潮》方面人物）盲目鼓吹「全盤西化」，提倡所謂「歐化的白話文」、「歐化國語文學」（注：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更給新文學的發展帶來過消極影響。但是，「五四」時期對外國文學的介紹，總的說來仍然起了很大的進步作用。

　　魯迅、郭沫若等許多新文學作家的作品，都表明他們在努力獨創的基礎上曾經接受過外國文學的積極影響。先驅者們曾經把俄國進步文學的研究和介紹，放到最為突出的地位。他們不僅從十月革命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從俄國文學中看到「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明白「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注：《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瞿秋白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寫的一篇文章中，曾對此作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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