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革命的內容及歷史意義(2)

文學革命的內容及歷史意義(2)

　　陳獨秀的矛頭是對準封建主義的。他不僅反對舊文學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著重地反對了「黑幕層張、垢汙深積」的封建思想內容。他把文學革命當作「開發文明」、改變「國民性」並藉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陳獨秀大膽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十八妖魔」，號召人們「不顧迂儒之毀譽」而與之宣戰。他以歐洲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為楷模，要求新文學能「赤裸裸的抒情寫世」。

　　他還表示：「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答胡適之信，《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這種態度比起胡適「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來，顯然也要勇猛得多。可以說，陳獨秀才是堅決地承接了和發展了晚清資產階級的文學改革運動，並把它推到了最高點。在國內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得到傳播的歷史條件下，這些主張對於打擊封建主義和封建文學，擴大文學領域內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想的影響，都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新青年》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後，得到了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回應。錢玄同在寫給刊物編者的一系列公開信中，猛烈抨擊舊文學，指斥一味擬古的駢文、散文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並從語言文字的演化說明提倡白話文的必要，竭力主張「言文一致」。劉半農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認為白話、文言暫可處於相等地位，同時主張打破對舊文體的迷信，從音韻學角度提出了破舊韻造新韻，以及用新式標點符號等具體倡議。這些文字，也都推波助瀾地促進了文學革命的開展。

　　一九一七年初發動的這個文學革命，在反對封建主義和舊文學方面，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是，當問題轉到另一方面，即要建立一種新型的文學時，回答卻欠明確具體。所謂「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不免都嫌籠統。當時的宣導者們對於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學大多採取輕視甚至一概否定的態度，而把人們的視線完全引向西方。但究竟以什麼樣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學作為新文學的藍本，這在他們自己也並不是十分明確的。

　　他們固然主要介紹歐洲現實主義作家作品，肯定中國文學要走「寫實」的路，而又同時推崇王爾德等唯美主義作家，對於後起的自然主義思潮不但缺乏辯別，反而把它作為最新的方向來提倡。陳獨秀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裡吸取來的文學觀念，本身也存在著矛盾和混亂。例如他一方面主張文學為思想啟蒙和政治革新服務，另一方面卻又強調文學的所謂不依附於他物的「獨立價值」，認為「狀物達意之外，倘加以他種作用，附以別項條件，則文學之為物，其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不已破壞無餘乎？」（注：答曾毅信，《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

　　這種思想雖有反對封建的「文以載道」觀念的作用，但其自身也潛伏著危機。「文學革命」從醞釀到正式提出後的一年多時間內，主要停留在理論主張的探討上，並沒有出現真正有力的新作品（注：當時《新青年》上受到稱讚的作品，只有蘇曼殊的小說和胡適的五七言「白話詩」），也沒有形成較為廣泛的運動，這些就同它本身存在著的上述弱點不無關係。

　　但是，不等到《新青年》所發動的這個以西方社會思想和文學思想為指導的文學革命獲得充分的發展並暴露出更多的弱點，歷史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一九一八年起，隨著十月革命影響的漸次擴大和馬克思主義的開始傳播，中國革命就出現了許多新的因素。五四運動發生了，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正式標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始。處於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裡的文學革命，不可能不發生新的變化，打上新的烙印。

　　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向幾千年來吃人的封建制度噴射出空前熾烈的火焰。這是一篇應時代精神感召而誕生的徹底反封建的戰鬥檄文。從此，文學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論主張的局限，開始了內容上真正的大革新。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魯迅一向反對「換牌不換貨」的形式主義，而主張「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注：《渡河與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

　　在陸續發表的一些作品中，他以嚴峻的現實主義筆法，深刻地暴露出「舊社會的病根」，從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高度提出了農民、婦女、知識份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寄予熱切的期望，表現了我國文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題。此外，詩歌如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小說如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即《一生》）等不少作品，也都從現實人生取材，揭露階級壓迫和階級對立，對生活在底層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體現了新時期嶄新的思想特色。

　　到五四運動爆發以後，當時流行的「社會改造」、「婦女解放」、「勞工神聖」等思想，更成為新文學作品所要表現的重要內容。郭沫若在《學燈》上發表的《鳳凰涅盤》、《匪徒頌》等詩，以更其強烈的叛逆精神以及對新的社會制度的嚮往，點燃起了廣大青年的熱情。許多新文學作品所充滿的這種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和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正是時代精神所賦予的特有的內容；它不僅使新文學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逐漸取代思想陳腐、內容反動的舊文學，而且清楚地顯示了和中國近代一切進步文學的根本區別。這是文學革命在新的歷史時期裡取得的一項突出的成果。

　　伴隨著文學內容的大革新，文學的語言形式也必須而且確實獲得了大解放。白話在這個時期逐步得到推廣。在「詩體解放」的口號下，新文學運動的許多成員紛紛嘗試寫作白話新詩，並且明顯地擺脫了舊詩體式的束縛。繼《新青年》之後，新創刊的《每週評論》、《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載各種形式的白話文學創作和翻譯作品。在「五四」愛國運動的推動下，白話文越出純文學的範圍，幾乎在整個文化領域內形成了席捲一切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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