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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4)


  日本學者武者小路實篤所主張的以空想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為基礎的「新村主義」,被中國有些文人吹噓為救國之道,不少報刊競相介紹,實際上成為某些知識份子躲避階級鬥爭和抵制與人民結合的屏障。傳入最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五四」初期一度頗為得勢,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出現過不少宣傳這種思想的刊物,克魯泡特金的作品被有些青年奉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在許多場合都與無政府主義擁護者爭論著。英國學者羅素來華講學,又帶來了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相對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這種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幌子下鼓吹資本主義的學說,也曾由張東蓀、梁啟超主編的《解放與改造》、李石岑主編的《民鐸》等刊物大量販賣,甚至還出了以「羅素」命名的月刊,在政治和哲學方面散佈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至於「五四」前就為人所熟知的達爾文學說、尼采思想等,這時仍被不少知識份子用作反對封建舊事物的武器,但已逐漸顯示出其局限性和消極作用。披著「科學」外衣的實用主義,則隨著美國學者杜威在「五四」高潮中來華講學而為胡適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狂熱吹捧,許多刊物出了專號,廣泛印行他的演講錄。

  這些形形色色的學說,對於熱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時還沒有鑒別能力的知識份子雖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學作者中存在著一定的影響,但也同時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斷批判和堅決回擊。在這個借綜複雜的局面裡,由於中國許多知識份子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有切身感受,十月革命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獲得勝利的明證,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革命現實的發展,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鬥爭所取得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五四」以後逐步佔據了主導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新文化運動在一定範圍內終於發展成為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三次重要的論爭,這些論爭清楚地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導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適利用軍閥政府對革命知識份子逮捕通緝的機會,接編《每週評論》,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而以特大標題刊載杜威演講錄,並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攻擊和污蔑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主張研究一些瑣碎的具體問題,而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

  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批駁胡適的改良主義觀點,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變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適又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新思潮的意義》等文,繼續鼓吹「一點一滴進化」的改良主義。而李大釗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則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對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反動本質作了有力的批判。這一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是新文化運動中革命派與改良派、馬克思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分化的開始。接著,馬克思主義者又與研究系政客就基爾特社會主義展開了論戰,與無政府主義者就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展開了論戰。

  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戰線上進行階級鬥爭的經驗,對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是不夠徹底的,而且還不免夾雜一些錯誤;但在這些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闡明了階級鬥爭的學說,明確地回答了要不要主義、要不要政黨、要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無政府主義政黨等根本性質的問題,幫助了不少人區分革命與改良、科學社會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界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共產黨的建立掃除了許多思想障礙。這些論爭,特別是「問題與主義」之爭,也推動了一些新文學作者去接觸和思考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期就引起他們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文學革命也不斷向前推進。白話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領域內的正宗地位。文學的語言形式、思想內容和文學觀念都起了深刻的變化。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用文學創作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礙人民前進的舊事物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文學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帶動許多知識份子投入愛國運動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從「五四」前夕興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其間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知識份子和廣大群眾日益覺醒的過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結合的過程,是中國先進分子由向西方尋找真理而轉到「走俄國人的路」的過程,是來自國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國同時傳播並引起思想界開始分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學革命興起和獲得發展的過程。一句話,這是新文化運動隨著整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階段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發生偉大轉變的過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正因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這樣一個分水嶺,而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歷史的評價:「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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