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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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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污蔑工人階級。 在丁學雷奉「四人幫」之命欽賜這條罪狀裡,同樣用的「無中生有」法和「有中變無」法。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基本矛盾中,工人階級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的作用。工人階級是統治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階級。 你說工人階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嗎?周而複卻把工人寫成是資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義德之流牽著鼻子走。 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明目張膽地把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的工人階級寫成愚昧、落後、自私、膽小怕事、只知乞求資本家「恩賜」的「烏合之眾」。他用一面修正主義的哈哈鏡,隨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醜化得不成樣子。 丁學雷主要舉了湯阿英的例子來證明他的論斷。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一文中說,「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滬江紗廠內部階級鬥爭證明毛澤東同志論斷正確。在上海解放初期,以餘靜為首的黨支部,黨員很少,力量不大,鬥爭經驗不豐富,對付老奸巨猾的徐義德的反限制,在生產上偷工減料方面,在偷稅漏稅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等,雖有鬥爭,但不是那麼有力,對徐義德的陰謀詭計也不是及時察覺,這不只是個別廠的情況,其他廠商也有類似情況,否則民族資產階級怎麼能倡狂進攻?也不需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五反運動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察覺了這一情況,號召開展五反運動,這才打退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倡狂進攻。正如上述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樣。毛澤東同志還說,「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丁學雷之流就是帶主觀性研究問題,「隨心所欲地」看問題。 丁學雷大肆筆伐小說中描寫工人湯阿英階級覺悟的過程,也就是她成長的過程,編制了幾頂帽子給她和工人戴上,什麼「愚昧、落後、自私、膽小怕事,只知乞求資本家『恩賜』的『烏合之眾』。」他隨心所欲地把小說歪曲醜化得不成樣子。 湯阿英是貧農的女兒,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當工人,從貧農轉為工人,對工廠的鬥爭她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有什麼大驚小怪呢?湯阿英不是什麼「中間人物」,如果她從貧農一到工廠,便成為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的先進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廠工作較久的工人,他們身上不可能沒有舊社會的影響。他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們身上不是沒有缺點,因此他們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教導我們說,「工人階級要在階級鬥爭中和向自然界的鬥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不能停止。」 這裡分明指出工人階級在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斷學習」,三要「克服自己的缺點」,而且要「永遠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就指出:「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 小說裡描寫工人改造過程,也就是成長的過程,主要寫了湯阿英的成長過程,為什麼不可以,犯了「四人幫」的什麼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這是主觀唯心主義。丁學雷之流不但帶主觀性研究問題,而且帶片面性研究問題,不知道全面的看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工人階級的主要特點是完全正確的,同時,毛澤東同志也指出工人階級有缺點,還有許多人保留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丁學雷他們慣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閹割毛澤東思想,不是全面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要「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丁學雷之流狂吠這樣的文藝是「污蔑工人階級」!這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又是什麼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義路線。 這條罪狀好大!所謂「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之一是「五反」檢查隊長楊健「死保徐義德,扼殺革命的群眾運動」。丁學雷之流舉例子是楊健用「扼殺革命的群眾運動」來「死保徐義德」,什麼「革命的群眾運動」呢?「五反」檢查隊進廠以後,徐義德用停薪、停夥、停工來破壞五反運動,少數工人提出來,徐義德不開夥,動員全廠工人到徐義德家裡去吃大鍋飯。徐義德用三停來破壞五反運動,當然是錯誤的,是對抗「五反」,應該和他鬥爭。怎麼可以動員全廠工人去他家吃大鍋飯呢?第一,全廠工人怎麼可以隨便闖進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這個大鍋飯怎麼開法?第三,退一步說,即使開了一天大鍋飯,廠裡仍然停夥,是不是全廠工人一直在徐義德家裡吃下去?第四,當時黨和政府號召「五反」、生產兩不誤,全廠工人到徐義德家裡吃三頓飯,一來一往,工廠必須停工,這對誰有利?這算什麼「革命的群眾運動?」楊健當時對工人群眾說:「這麼一來,我們就理虧了……我們不能用違法對待違法。」徐義德三停是違法,全廠工人闖到徐義德家裡吃大鍋飯,當時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政府所頒佈的法律條文有這樣規定嗎?這不是什麼「革命行動」,楊健勸阻有什麼不對?怎麼談到「扼殺」?更談不到「死保徐義德」!倒是丁學雷之流「死保」他所謂的「革命行動」,「扼殺」黨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謂「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之二是「身為『五反』檢查隊隊長的楊健進廠以後,馬上就定下一個調子:『我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就要改造徐義德,只要徐義德徹底坦白,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就完全勝利了。』總之,資本家決定一切,徐義德的『徹底坦白』,既決定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決定滬江紗廠五反運動的成敗。於是,一不放手發動群眾,二不組織階級隊伍,三不要開展階級鬥爭,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勸說來『啟發』資本家個人覺悟。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希望寄託在革命物件資產階級身上,這算什麼革命!」 任何看過小說的讀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楊健進廠向徐義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後,取走了滬江紗廠的帳冊,就召開黨支部擴大會議,成立新的黨支部,他任書記,並成立各個工作組,放手發動群眾,各個車間也成立「五反」機構,領導運動,積極投入對徐義德鬥爭。而丁學雷之流卻說不放手發動群眾,不組織階級隊伍,不要開展階級鬥爭,這不是閉著眼睛胡說是什麼?他無視小說中上述三個方面的描寫,硬說楊健在五反運動中只有「三依靠」:一依靠馬慕韓的「自覺革命」為徐義德「坦白交待」樹立了「榜樣」;二依靠資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話;三依靠徐義德的心腹工程師韓雲程、會計主任勇複基、工務主任郭鵬「歸」了工人階級的「隊」,衝垮了他的「防堤」。 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五反運動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 在這個鬥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於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做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楊健依靠工人階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已經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為的資產階級(如馬慕韓等),資本家的家屬(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術財會人員(如韓雲程、勇複基和郭鵬等),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孤立徐義德,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難道說只依靠工人階級、不團結那些人,不孤立徐義德,不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才算是革命嗎?「這算什麼革命」?這樣的「革命」,五反運動能取得勝利嗎? 楊健是說過:「我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就要改造徐義德,只要徐義德徹底坦白,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就完全勝利了。」在党和工人階級領導下,根據黨的政策方針,要徐義德徹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為,這樣,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不是完全勝利,難道是完全「失敗」了嗎?怎麼是「資本家決定一切」?小說所寫的滬江紗廠整個五反運動明明是以楊健為首的黨支部和工人決定一切,而不是徐義德決定一切。 所謂「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之三是:「五反工作總結大會剛結束,楊健馬上向這個吸血鬼獻媚討好,迫不及待地要徐義德多花點兒精力考慮考慮廠裡的生產問題……」 在五反運動中,黨和政府號召「五反」生產兩不誤,五反運動以後,要徐義德「多花點兒精力考慮考慮廠裡的生產問題」,有什麼錯誤呢?黨中央、毛澤東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滅投機商業,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經營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在國家劃定的範圍內,發展私人工業(只要資本家願意和合乎《共同綱領》),逐步縮小私人商業……」五反運動,只是清除私營工商業者的「五毒」,並不沒收資本家的企業,既然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滬江紗廠仍然屬於徐義德所有,不要團結徐義德搞好生產才算革命嗎?「這算什麼革命」? 毛澤東同志指示很明確,不僅要搞好生產,而且要「在國家劃定的範圍內,發展私人工業」,到了丁學雷的眼裡,就變成「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這三條罪證連一個也站不住腳。丁學雷最「左」的言辭掩蓋不了右的實質。丁學雷之流捏造的罪證,在事實面前碰得粉碎。什麼「美化資產階級」、「污蔑工人階級」和「鼓吹修正主義路線」這三頂大帽子只好奉還給「帽子工廠」。 丁學雷這位「帽子工廠」的小夥計,對於羅織罪名,鍛煉成案是頗有研究的,不愧為「四人幫」的忠實奴才。他信口雌黃,作者沒有寫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說已經描寫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經「四人幫」「聖裁」、「欽定」,作者當時雖滿身是口,也不得辯解。如果讀者為小說講兩句真話,「四人幫」便「速行嚴密訊鞫,務得確情,按律問擬,毋得稍有漏網。」(乾隆:《王肇基是瘋人諭》)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偉川同志,他寫了一篇為《上海的早晨》辯護的文章,下獄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復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幫」的鬥爭,受到人們的欽佩,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東生同志,為此事寫了一篇《為黨的政策而鬥爭》的報告文學,敘述其英勇的事蹟。我把它作為附錄,印在後面。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真正要復辟資本主義的不是別人,而是丁學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幫」。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學雷之流必欲置小說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為突破口,攻擊的鋒芒是對著陳毅副總理、周恩來總理、劉少奇主席和毛澤東主席,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幫」扼殺〈上海的早晨〉的陰謀》一文中有所論述,在這裡就不贅言了。 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結束了「萬馬齊喑」的局面,迎來了文藝的春天。小說和作者都經歷了曲折的過程,真理終於戰勝了謬誤,《上海的早晨》又和讀者見面了。 這部小說從構思執筆,到寫完改好第四部最後一行,經歷了二十七個春秋。當然,這二十七年當中,因為客觀原因,將近十年沒有執筆。花的時間不能說少,現在總算完成了,我感到經過漫長征途到達終點的愉快。 現在,新的長征又開始了。 「四人幫」及其奴才們給億萬人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他們的流毒和影響遠未肅清,特別是在文藝界,需要我們繼續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戲為六絕句》)我們要用更加辛勤的勞動和更多更好的作品來迎接萬紫千紅的文藝的春天,為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一份力量! 作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初稿,北京。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改稿,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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