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序2)_周而複

序2

　　三

　　文化大革命開始，當時我在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首當其衝，給我戴上「文藝黑線人物」的帽子，那罪證便是我認識周揚等文藝界領導同志，他們被封為「文藝黑線的頭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從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這一天，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見天津市幹部和群眾代表時，姚文元批判方紀同志召開所謂「文藝黑會」，其中提到周而複包庇過方紀。周而複何許人也？任過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和宣傳部副部長，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一定性，「四人幫」的喉舌上海《文匯報》立即緊緊跟上，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還惡毒製造許多謠言，強加在我頭上。反動文痞點名批判我不久，機關裡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幫」把我隔離審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學雷在《人民日報》發表批判文章：《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新華社立即播發全國各省市報刊轉載。《人民日報》十分積極，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先後發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幫」在上海御用寫作班子組織寫的，可見「四人幫」是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進行的。唯一的例外，是「聞為革」寫了一篇批判文章。「聞為革」何許人也？我當時在對外文委工作，「聞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幫」組織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常常把進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殺在搖籃裡。「四人幫」更有甚者，扼殺尚未出世的「胎兒」，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篇文章內容是和丁學雷一鼻孔出氣的。

　　「四人幫」不僅在全國批判，還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刊物上發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為這部小說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俄文、阿爾巴尼亞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們要在國際上批倒這部小說。

　　丁學雷何許人也？是「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的化名，他的頭子原來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個青年幹部，叫徐景賢，因為善於逢迎，精于拍馬，巧於投機，以鳴鞭為業績，成為「帽子工廠」的夥計和「鋼鐵工廠」的打手，深得張春橋、姚文元的寵愛，一躍變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號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輿論，對張春橋、姚文元亦步亦趨，唯命是從。姚文元定基調于北京，丁學雷吹喇叭於上海，南北呼應，一唱一和，十分協調，於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學雷這篇所謂評《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給作品戴上頂大帽子：「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鐵案如山。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党和國家的領導人。他的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他的革命歷史也是不能抹黑的。他參與領導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舉世皆知的。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賢不學有術，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蔑劉少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這部小說。丁學雷的黑文邏輯混亂，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駁。但他披著毛澤東思想的外衣進行反對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罪惡活動，欺騙了不少人，散佈的流毒和影響在一部分人當中還沒肅清。這就需要揭開他的畫皮，讓人們看看他醜惡無恥的嘴臉，肅清其流毒和影響。

　　丁學雷奉「四人幫」之命，欽賜《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狀。

　　一曰：美化資產階級。

　　現在讓我們來看丁學雷之流的謬論。轉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來：

　　滬江紗廠總經理徐義德，是周而複竭盡全力刻畫的《早晨》的主人公。這個大資本家被描寫成「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養活了工人的『實業家』」。在周而複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是所謂「正統」的資產階級。《早晨》花了許多筆墨，極力渲染這個資本家，依靠其「個人的覺悟」，一夜之間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變化」，「痛改前非」，「保證」「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由「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轉變成「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

　　丁學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話：「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接著他說：「徐義德就是這樣一個以各種方式窮凶極惡地反抗我們黨的限制政策的大資本家。這個大資本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是一個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動傢伙。這樣反動的資本家，竟然能夠靠他自己的覺悟，在一夜之間完成『偉大的歷史性變化』，豈不奇哉怪也！」

　　「四人幫」慣用的手法，是先把對方打成「敵人」，然後以對付敵人的方法來對付對方，這樣便順理成章，得心應手，應用自如了。實際上是把人民內部問題當做敵我矛盾來處理，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回，丁學雷更進一步，把小說中的人物徐義德，打成「反動傢伙」，接著便可以在作者頭上做文章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廠裡早就準備好了。毛澤東同志在丁學雷引的一段話後面，緊接著又說：「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毛澤東同志說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須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怎麼能夠說資產階級反限制和對限制政策要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動傢伙」呢？難道說民族資產階級歡迎「限制」，決不「反抗」，才算是「正動傢伙」嗎？這成了什麼民族資產階級？真是「奇哉怪也」！

　　不錯，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當然，這條分清敵我的界限適用於民族資產階級。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對限制政策有過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反抗的，都封為資產階級右翼呢？甚至劃為敵人呢？不能這樣說，要看他經過反限制和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的反抗以後的態度，就徐義德來說，上海解放以後，他繼續生產；抗美援朝時，他捐獻飛機；五反運動，經過複雜的鬥爭，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為，保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從事生產；民主改革，他曾有懷疑，終於贊成；公私合營時，經過曲折的思想鬥爭，最後申請公私合營，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這難道不是中國大多數民族資產階級走過的道路嗎？當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馬慕韓，只不過是中間分子罷了。

　　徐義德不能劃到「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裡」去，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也不能劃進去。為什麼？因為在民族資產階級裡「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是極少數，如朱延年之流。葉劍英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論斷，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來的表現做了這樣的全面估計：「經過多次運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深入和發展，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兩個階級激烈、深刻的反復搏鬥中，儘管不少人有過動搖以至反復，但是總的看來，在民族資產階級中，在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中，大多數人是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進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頑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是極少數。」顯然徐義德不是「反動傢伙」，不是敵我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丁學雷拿他當敵我矛盾來批，大前提就錯了。

　　說徐義德「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資產階級呢？解放後，徐義德擁護《共同綱領》和憲法，繼續生產和發展生產，生產出來的棉紗和紗布，難道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嗎？抗美援朝，捐獻飛機，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嗎？遵守政府法令，交納稅款，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嗎？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也就是說既沒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那末，黨和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礎。丁學雷表面批評小說描述徐義德「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是美化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的科學論斷。民族資產階級連「有利於國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說裡描述，那它還有什麼「革命性的一面」和「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呢？

　　至於丁學雷指責小說裡描寫了徐義德是「養活了」工人的「實業家」也是小說美化資產階級的一條罪證，是他閉著眼睛胡說。五反運動中，在工人內部討論過誰養活誰的問題，個別工人一度有過模糊不清的認識，當時經過討論，統一認識清楚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資本家剝削工人而自肥。在小說第三部裡還有專門章節描寫徐義德剝削工人起家的發展史，白紙黑字，有目共睹。說徐義德是「養活了」工人的「實業家」，不是小說和作者，而是丁學雷的發明和創造，強加在小說和作者頭上，不敢掠美，理應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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