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序1)_周而複

序1

　　序

　　一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組織上分配我到即將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經提出要求到新聞部門工作，當一名新聞記者。我希望採訪上海工人的生活和鬥爭。因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學讀過書，工作過一段時間；四十年代後期，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也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可以說對上海多少有些瞭解，也對上海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能寫一部描寫上海工人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說，以反映上海的變化，而上海是中國的縮影，既可以看到她的過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來。我的要求沒有批准，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

　　我們一批南下幹部乘了一列專車（當時北平和南京還沒有正式通車，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雖然挽留我們多在南京停留幾天，但我們這批幹部要隨大軍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後的繁忙工作。這時，中共中央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司令部都住在丹陽。我們趕到丹陽的時候，第三野戰軍已經包圍了上海，國民黨反動軍隊成了甕中之鼈，只等中央一聲令下，隨時就可以解放上海。華東局正在進行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要配備和訓練接管幹部。我向華東局報到以後，組織上立即找我談話，分配我到即將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隨華東局負責同志鄧小平等一同進入上海，第一天住在聖約翰大學，以後華東局負責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國民黨勵志社舊址辦公。上海解放不久，華東局決定成立統戰部，陳毅市長兼任部長。有一天下午，陳毅同志約我到市長辦公室談話，準備派我到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正在考慮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時，陳毅同志又說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過，認為我在統戰部工作很合適；並且談革命工作和文藝工作的關係，參加實際工作對文藝創作也有好處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腦海裡考慮的問題，不等我說出來，就主動給我解決思想上的問題。我個人不過是革命機器上的一個小小螺絲釘，這個小小的螺絲釘只要能起一點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機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別說寫文學作品了，就是看文學作品的時間也很少了，整天忙於統戰部工作，經常接觸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上海地方負責人以及各界愛國人士；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國民黨反動派飛機轟炸，上海電力發生嚴重困難，加上原料來源減少，私營廠生產發生困難，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幫助私營廠度過了難關，我也參與其事；為了調解勞資關係，我同工會、勞動局和工人和資本家有過接觸；鎮壓反革命運動，我親自過問了幾個嚴重的典型案件，傾聽和組織被迫害者家屬血淚的控訴，依法宣佈兇手的死刑；開展五反運動，作為「五反工作隊」的一個成員，我曾經參加一個私營紡織廠五反運動整個過程的工作；以後，又參加少數工廠和商店「五反」工作。

　　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較大的私營廠商負責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為，一共三百零三家廠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簡稱303戶，我從頭至尾參加這一工作；私營工廠進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幾個私營廠工作，並且調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統一戰線工作。開展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等，我作為統戰部幹部，更是份內的工作。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則是在上海解放以後，統戰部和有關部門在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就著手逐步進行的。

　　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階層人士打交道，瞭解情況，研究和解決問題。接觸次數多了，瞭解的深了，漸漸成了朋友，一些私營廠的工會幹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們召開廠黨委會或者是工會會議和生產會議，我去了，隨時都可以列席參加。他們節假日有什麼活動，有時也邀請我參加，見了面，無話不談，從廠裡的生產到他們家庭的瑣事。如果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到廠裡去，一見面，他們就把這一段時間廠裡發生的事情以及張家長李家短的情況一一告訴我。

　　我在統戰部所接觸的人和事當中，當時只是想怎樣處理問題辦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和工人群眾的脈搏一道跳動，分擔他們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憂慮，也共用勝利的喜悅。當時我參加這些工作必須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把事辦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務，也就是說，我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當事人，任務能否完成，負有直接的責任。

　　這時，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沒有想到文學創作。

　　當然，我也沒有忘記曾經想寫一部描寫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從解放初期我所接觸到的人和事，到五反運動在上海展開，特別是直接參加303戶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變。全國解放以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而所有制的改變，即將資產階級私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變化。

　　「一切所有制關係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歷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歷史的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種建築在階級對抗上面，即建築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佔有方式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我要反映這個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變化，這是上海的根本變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開始構思反映這一基本矛盾的長篇小說，即《上海的早晨》。統戰工作中所接觸到的人和事，紛至遝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我把這些素材一一記了下來，寫了比較詳細的寫作提綱，不斷修改。曾經設想寫六部，後來我放棄了這個計畫，只寫四部：第一部寫民族資產階級倡狂進攻；第二部寫打退民族資產階級進攻，開展五反運動；第三部寫民主改革；第四部寫公私合營，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也就是改變資產階級私有制，逐步過渡到公有制，消滅私有制。

　　工人階級在一個國家取得政權以後，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也就是說如何改變資產階級私有制，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設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除了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外，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來改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且認為能這樣做，對無產階級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指出：「在贖買的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那就要給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錢，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

　　蘇聯革命成功以後，列寧曾企圖用贖買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由於當時國內國外的條件，沒有能夠實現，不得不採取沒收的辦法。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採取列寧曾想實行而沒有能夠實行的贖買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從而豐富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寶庫。在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成功地實行和平的贖買的政策解決了這個問題，樹立了典範，為今後工人階級在其他國家取得政權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中國的具體情況是什麼呢？

　　全國解放以後，當時我國經濟十分落後，只有大約百分之十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和他的主子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約占百分之二十。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上海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業資產淨值是十四億多人民幣。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鬥爭中常常採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於這些，並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裡明確指出：「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民族資產階級屬於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我們國家裡，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分清是非問題，而不是分清敵我的問題。《上海的早晨》

　　對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從解放初期開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後不久結束全書。

　　一九五二年夏開始動筆，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寫完第一部；因為我是業餘從事創作，沒有完整的時間寫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點鐘起床，直寫到將要上班的時候才停筆；並且我沒有倚馬可待的才能，也沒有一氣呵成的本領，我能做到的是當別人還在睡得香甜舒適的時候，便起床寫作；當別人在節日和假日休息娛樂的時候，就閉門寫作。寫完一部不急於發表，我採取「冷處理」的辦法，擱上它一、二年時間，因為在感情激動的情況下寫完一部作品，自己在當時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以為大概不錯的，隔一段時間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節的發展還要補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這時候比較冷靜，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請少數知己看看，聽聽別人的意見，然後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時間並不比寫一部作品的時間少，往往超出寫一部的時間。

　　第一部作品擱下的時候，我就寫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寫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製，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寫好二稿，於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為有些章節要修改，從出版社取了回來，還沒有等我改好（因為當時在山西介休東湖龍公社參加四清運動，改一章擱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將第一部改稿寫完，一九五八年在《收穫》發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節於一九六一年前後，曾在文藝刊物發表和《北京晚報》連載，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單行本。第三部沒有發表，更沒有出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變化以後，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復刊後《收穫》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載。第四部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學季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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