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裡的春天(125)_李國文

一二五

　　王緯宇說：「其實老廖並未把話講完，喝酒還有最後一個過程，該是冒酒臭了！」

　　「確實也是如此，如今我也是第三過程的產品了。」他的平淡語音，使整個場面又冷落下來。

　　「老廖，你多心啦！」王緯宇感到有些失言了。

　　「不，你說得一點不錯，今天趕到這裡來，就因為你倆，一個過去的領導，一個現在的上級，難得在一起的機會，特地向你們辭行來的。」

　　「廖伯伯，你終於還是要走？」

　　「我不知該怎麼謝你這幅畫？我總算能夠帶著歡樂走了。」

　　謝若萍關切地問：「批了嗎？」

　　陳剴從口袋裡掏出來護照、飛機票：「呶，都辦妥了。」兩位工廠前後負責人沉默了，謝若萍充滿了惜別之情，不勝依依地問：「什麼時候啟程？」望著那一張孤零零的飛機票，突然想起了那位文弱的廖師母，她們倆一起度過那急風暴雨的最初幾年，她也曾陪過謝若萍在門後馬紮上守候丈夫。那是一位和善的，然而是軟弱的，總是像藤蘿一樣，要依傍著什麼的女性。兩口子一塊從國外衝破封鎖阻撓回來的，如今，只剩下廖總孑然一身地走了，他把她扔下了，難道能帶著骨灰盒走嗎？

　　廖思源回答：「明天坐飛機去廣州，然後經香港——」

　　人們都像啞了一樣，惟有鳥兒不理解人們的心境，在歡快地囀鳴喧鬧在廊簷花枝間。過了好一會兒，於蓮望著那幅即將完工的寫生，冒出了一句：「廖伯伯，不理解你為什麼執意要走？你以為歡樂只在畫面上麼？」

　　「蓮蓮，我是個冒酒臭的人，殺風景啦！」

　　十裡長亭，送別辭行，本是生活河流裡容易掀起的波瀾，往往要觸動人的心弦，何況像斷線風箏，遠涉重洋，從此一去不回頭呢？也許他不應該走，因為撇下的是母親似的祖國呀！但是，話說回來，他作出走的決定，總是考慮再三。肯定，他為這種割捨痛苦過，然而他還是下了狠心，一走了之，難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麼？二十五年，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會不在他腦海裡印下一絲值得懷念的印跡？有的，毫無疑問，甚至是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批下來，明天馬上離開，不打算多停留，免得在腦海裡生出許多猶豫，懊悔，來折磨自己。

　　誰也沒心思把杯子舉起來了。

　　于而龍站起來：「廖總，走走去吧，我陪你看看古廟吧，恐怕你還是頭一回來吧？」

　　「是頭一回，但也是最後一回。」

　　他們倆步出了芬芳的院落，沿著曲折的路廊，登上了另一層樓殿。在那裡可以眺望到西山坳裡的羅漢松，也可以瞥見到半山腰裡舍利塔的圓頂。低下頭俯視是緊貼大廟後牆的湍急的水澗，那位穿著紅白藍三色旗似的舞蹈演員，那位十二月黨人，那位左派，正在嘻嘻哈哈地照相玩。

　　「怎麼？老廖，已經毫無任何挽回的餘地了麼？」

　　不遠處的田野裡，一畦畦的冬小麥長得肥黑茁壯，廖思源把眼光落在綠絨似的麥苗上，落在壟溝裡背陰處餘下的骯髒的殘雪上，似乎不曾聽到于而龍提出的問題，又似乎已經答覆了地不再關切。

　　「聽見我說話了嗎？」

　　那位總工程師仍舊不回答。

　　「好吧！」于而龍終於放棄了最後說服他的意圖。「那你就走吧！老夥計，我不再留你了……」

　　大約在幾年前，王緯宇曾經拿總工程師的一份報告，來打趣他的時候，事後他問過書生氣十足的廖思源：「我不瞭解你高雅的意圖何在？非要當一名『二氧化碳』，打算達到個什麼目的？」

　　「我確實感到我的心大大壞了，不具備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所以請他們新黨委討論，免得因為我而玷污了黨。」

　　「你天真得太可笑，老廖。連小偷、破鞋、活王八都掛上了黨員牌牌，難道會多嫌你一個技術權威？自然，謙遜是種美德，發現自己不夠，可以再努力，可千萬不要犯愚，冒傻氣！」終究是二十多年的交往，他們倆習慣了直言不諱的談話方式，從來不拐彎抹角。

　　「我們兩個反正有一個裝糊塗的。」廖思源說：「你認為黨還是你的我的嗎？我佩服你的自我感覺過分的良好，時至今日，真可憐，你還不能過組織生活。而我，運動一開始，就被『紅角』革命家開除出党了。黨已經不是我們的了，就像阿Q在土地廟裡一覺醒來，發現趙秀才，假洋鬼子都成了柿油黨，革命沒他的份啦！」

　　于而龍的笑聲在老鰥夫空蕩蕩的房間裡轟轟地響：「你挺幽默！」

　　「含淚的笑罷了！」

　　他看著老頭的清臒面孔，那眼角的細碎魚尾紋，表明著經歷過的艱辛生活。他在國外求學期間，是靠自己在餐館裡洗盤子謀生的，那時窮得廖師母在親戚家寄居，也就是陳剴的家。廖思源的拿手好戲是削土豆皮，有時表演給于蓮和於菱看，他不愧是動力學權威，懂得怎樣利用最小的能量，取得最大的功率。手指，快刀，土豆，像魔術師般旋轉著，動作快速嫺熟，總引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但他只能為他認為是自己人的人，才表演特技的。

　　于而龍可能也如此，只是對自己的人，才毫不見外地責備：「你不應該給他們製造笑話的機會。」

　　「這不是笑話。」他回答：「我不配，也不能當黨員了！」

　　「胡說——」于而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在五十年代生龍活虎的工程師，中央領導人握過他手，表揚了他的幹勁。特別在六十年代，別爾烏津領著他那一夥不告而別，工廠落到那種田地，像遭到強盜洗劫過的人家，連貼身褲子都失去了。哦！廖總工程師那時年富力強，精力旺盛，以致得了傳染性急性肝炎，轉氨酶指數高達五百，也不曾把他搞倒拖垮。那時他按高級知識份子待遇，發他一張購貨卡片，可以享受一些優異待遇，後來收回一看，他的卡片上全部是空白，一樣東西都沒買過。儘管那樣，他還是日以繼夜的滾在廠裡，用大鞭子抽都不走。當工廠終於造出了中國風格的產品，那大馬力的傢伙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時，大夥兒都圍上去向他這位設計師祝賀。因為別爾烏津幸災樂禍地預言過工廠可以關門大吉，現在照常運轉起來了，能不高興麼？人有人格，國也該有國格。「廖總，廖總，你真是個好樣的！」但他躲不迭地避著大夥：「別碰我，別挨著我，我是肝炎患者，會傳染給你們的。」然後，興奮地爬上機器，和他一向端莊的體態，沉穩的性格全不相同，緊貼著轟隆隆的心臟部位聽了會子，回過頭來，向趕來抓他住院去的謝若萍說，用的是拉丁語：「夫人，哦，尊敬的大夫，脈搏正常——」

　　像這樣一個熱愛自己工作，熱愛革命事業的共產黨員，竟然會提出來退黨，起碼是反常的心理狀態。在許多人削尖了腦袋，往黨裡鑽以牟私利的時候，他卻要當廢料，當二氧化碳，豈不怪哉。

　　「你不是發高燒吧？」他正告著。

　　「我是說正經的。」廖思源頗為嚴肅的回答。

　　現在，于而龍終於明白，他的痛苦折磨該經過多少時間的鬥爭，才得出今天的結果。

　　隨後，在去年秋天，十月裡那個清冽的早晨，謝若萍為了使孤獨的老人，也享受到喜訊的歡欣，和於蓮一塊來到了樓下。

　　正在做氣功的廖總工程師，起先不相信，繼續閉目入定，意守丹田，等到於蓮調皮地放開了勞辛的錄音講話，他的氣功無論如何做不下去了。

　　畫家把答錄機湊到他耳邊，他站了起來，半信半疑地：「該不是愚人節的新聞吧？不，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而是十月——」他望著日曆：「是十月幾號來著？」

　　一看寫字臺上的日曆，已經好多天沒翻過去了，於蓮開他的玩笑：「你這個當代陶弘景啊！『山中無日月，惟有白雲多』。」

　　謝若萍嘆息，她想起廖師母，那個多麼愛自己丈夫的妻子，在這間屋子裡度過她生命最後時刻的情景。一個丈夫失去了妻子，就像在生活軌道上失去了重心，不免要傾斜:　側，把日子過得不像樣子了。

　　「有一位元詩人，我認識他，他最後被國民黨槍殺了，曾經寫過一首詩，叫做《死水》，可能你不一定讀過，我給你念兩句：『這是一泓絕望的死水，春風吹不起半點漪漣。』蓮蓮，聽，像不像我？」

　　「不！」於蓮大聲地反駁：「你那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頹廢要不得，這股風會把你吹起的，一定——」

　　過了不久，他倒真的吹起來了。年底，王緯宇來找于而龍，多少有些奚落的口吻，問著：「你幹嗎不攔住他？」

　　「誰？」

　　「鐘樓怪人。」

　　「什麼事？」

　　「他正式申請出國，到他女兒那裡去，和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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