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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金粟齋的結束


  金粟齋譯書處的不能維持下去,就是它的經濟基礎不曾打好。當時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業,都是為了開風氣,並不是為了謀利潤,因此便不在經濟上打好基礎,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禮卿先生辦這個金粟齋譯書處,最初的動機,便是嚴又陵向他惜了錢以譯稿為抵償,後來又有了葉浩吾的幾種日文譯本,如果不印出來,不是把它們凍結起來,成為死物嗎?所以他籌出一筆款子來舉辦,最低限度也要使嚴又陵、葉浩吾的幾部譯稿,可以早日出版。

  這個譯書處,只有他個人的資本,並非股份性質。而且沒有規定應用多少錢,沒有固定資本。用完了錢向他說話,又像是一種無限性質的,這個基礎就不穩定了。真是當時說的只能耕耘,不問收穫。蒯先生是世家子,雖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帶點公子脾氣,他不知現代的出版事業,已成了商業化了。還像從前的名公钜子,出一部詩文集,贈送給人的這種玩意兒嗎?

  但是我們當時對於這個譯書處,也寄以無限的希望的,鑒於嚴又陵的「天演論」足以哄動中國的文學界,以後關於嚴譯的書,一定可以風行海內,不脛而走。便是葉譯的幾部書,也是當務之急,雖然由日本文中譯出,而日文的譯本,不是現在正風起雲湧嗎?並且我的在日本留學的朋友,聽得我在譯書處,他們也來承攬生意,願意給金粟齋譯幾部書,只要開出那一種類。如果出版的書,源源不絕,收回成本,繼續出書,不是便可以成為一個永久的機構嗎?

  原來他們那些當外官的人,經濟是流動的,尤其像那班候補道。有了差使,可以揮霍;沒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時蒯禮鄉的十二圩鹽務差使,聽說要交卸了,繼續有什麼差使,卻還沒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緊縮譯書處的意思。可是金粟齋的開銷也不小,除了關於印書費用以外,我們幾個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還常常要當碼頭差使。有許多當時的維新黨人物,都跑到金粟齋來,是一個文星聚會之所。熱鬧是熱鬧了,花錢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兩人,是不管金粟齋的經濟的,管經濟的卻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喪著臉向我們道:「老頭子(指蒯公)寫信來駡了,說我們費用太大,要我緊縮,但他又常常介紹他所認識的人,到上海來,要我們招待請吃飯,太太又要在上海托買東西,我都是有賬可查的。但漱六的賬,我們從來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親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訴我們:「老頭子有補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說:「那就好了,金粟齋當可發展了。方漱六搖頭道:「更糟!誰不知道金粟齋是蒯光典辦的,沒有得缺的時候,尚無所謂,得缺以後,京裡那班都老爺,參你一本,說你『勾結新黨,私營商業』,那就是革職查辦了。」後來蒯公果然被補授了淮揚道,金粟齋卻早關門了。

  可是金粟齋是註定要失敗的,我們也不能辭其責,這便是當時我們對於出版事業實在是外行。不比那些舊書坊,它開好了一家書肆在那裡,基礎已立,看機會刻幾部書,與同行交換銷行,就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可不能這樣做,我和汪尤中兩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書事,如何發行,並未計議及此。汪允中還主張印好幾部書,一齊出版,便是在報紙上登廣告也合算些,體面些,或可以轟動一時,那真是書生迂腐之見。當時還以為一出書,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實是一種幻想。因為自己既沒有發行所,須向各書店推銷,這時上海書店還不多,對於出版的新書,信心未堅,不肯大量來批發,至多來批十部五部,試為推銷。出版家沒有辦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賣出還錢,那實在不是生意經。一般書賈,售出了十部,只報告五部,有的還是三節算帳。他們當然不能給你登廣告,即使書價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雞零狗碎,增添許多麻煩。書已寄去了好多時,錢老不回來,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鴻一去,永不回頭,誰花了路費,去討回這些微的書價呢?所以不單是金粟齋,當時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團高興,到後來半途而廢,便是這個緣故。

  金粟齋譯書處不到兩年就結束了。只有支出,沒有收入,成了個無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這個兩年來,蒯先生已經花了不少的錢,怎能教他再維持,就說開風氣,也要有個限度呀。不過金粟齋所存留的譯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暫時停止了。既已準備結束,也須有個善後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遺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經印好的幾部書,如何發行出去,難道束之高閣嗎?

  後來我們決定辦法了,和中外日報館商量,金粟齋已印就出版的幾部書,托中外日報館代售,一齊交給他們經理。汪頌閣為人誠懇,而且在他的報上,常年登出義務廣告(幾年以後,嚴譯的幾部書,如「原富」等等書的版權都歸入了商務印書館了。這個交涉,不知何人經手,我未知道)。至於人事問題,容易解決。總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暫時留在上海辦理善後未了事宜,日後自回南京去。不過汪允中和我,與金粟齋脫離關係,便無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說你們不妨仍到南京來,但我們覺得不好意思。因為現在情形,不同往日,從前是為了剛卸高等學堂的任,他有培植後進之意,招留幾個青年,此刻恐沒有這個意味了。況且我們也不能長此倚賴他,一無所事,白白的受他供養呢。汪允中也不願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動,賣文亦足以度日,並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卻只好回到蘇州去,再想辦法了。

  當時還有一件事,我有幾位留學日本的朋友,聽得金粟齋辦理譯書事,也要求譯一些書,以補助學費,這事通過了蒯先生,他也應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譯費,有的訂了約,未付款,但是對方已開譯了,此刻金粟齋結束,如何辦理呢?我便請命于蒯先生。他說道:「我知道!此輩都是苦學的青年,不能使他們受虧,我可以照約收受,這不過三四百元的事罷了。」因為我是介紹人,蒯先生不使我為難,我也深為感謝他。

  不過我想這些留學日本朋友的譯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豈非埋沒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譯稿,多少是有些時代性的,譬如廚手做菜,要博個新鮮,徜成為隔宿之糧,有何意味。這時我在上海,已認識了好幾家新書店,他們都向我徵求書稿,那時的所謂書稿,自以譯本為多,但那時出版的書,以文言為正宗,也沒有人用語體文的。譯筆則以嚴又陵所標榜的信、達、雅三字為宗旨。我那些留學日本朋友的譯稿,他們是在課餘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來到了金粟齋後,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計算了,既是那幾家新書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學日本朋友的譯本,介紹給他們。便可迅速出版,豈不是好?那時我便開出書名,略述大意,向這些新書出版家一一兜售,他們正值出版荒,都願意收受。於是我便寫信到日本去,向他們說明,已約定的譯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齋雖結束,由我負責。他們當然很滿意,不過這些譯稿甚為草率,實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潤色不可。幸而他們把原本,也隨同譯稿寄來,我也懂得一點日文,有什麼錯誤之處,也可加以校正。不過我雖加修潤,不附己名,仍用譯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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