釧影樓回憶錄五十七、巡遊譯書處

五十七、巡遊譯書處

　　我自從離開了金粟齋譯書處以後，便與蒯禮卿先生疏遠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訪他一次，汪允中說：「不必了，他也不拘於這種禮節的人。」此刻滬寧鐵路還沒有通，還是要乘長江輪船到南京的，往來有許多跋涉。蒯先生謀補空缺，正忙於做官，不久便實授了淮揚道，我又到了山東，連音問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內用，放了歐洲留學生監督，出洋時道經上海，這時我已進入上海的時報館了，方去拜謁一次，那天賓客如雲，也沒有說幾句話。我只見他老了許多，鬍子頭髮，全都灰白了，從此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金粟齋出來，便預備回家了，只是我在想：回到蘇州，做什麼呢？還是處館教書嗎？要謀生計，在蘇州更無出路，正在躊躇之際，遇見了葉浩吾先生。他問我：「金粟齋已結束，有何高就？」我笑說：「低就也沒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種泡飯粥，回家吃老泡，蘇諺失業之意）葉先生說：「老朋友！到我那裡幫幫忙好嗎？」原來葉先生曾經辦過一個日文譯書館，是個學習日文的機構，那是速成的，只求能讀日本文，不求能說日本話。畢業以後，許多習日文的學生要求工作，葉先生乃設立一個名叫啟秀編譯局以容納他們。因為日文譯本一時風行，葉先生也招徠了不少主顧，以應各新書店的需求。

　　我想這也好，暫時有所托足，便到啟秀編譯局去了。但是葉先生請我去，不是要我譯什麼日本書，卻要我做整理工作。就葉先生自己所譯的稿本而論，也教人看了很費腦筋，這是我們在金粟齋已見過的了。他的譯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裝文法，用筆勾了過來，添注了中國幾個虛字眼兒，就算數了。有時一句句子長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組織，簡直拖遝得讀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書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靈清。葉先生請我去，就是把他們的譯稿，做這種整理工作。

　　可是葉先生這個啟秀編譯局，我一進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葉先生實在是一位老書呆子，他全不懂經營事業。幫他譯東文的，都是他的學生，有些日文未通，連國文也未通，甚難加以修整。他雖然對那些出版家，採取薄利多銷主義，可是過於粗製濫造，也難以使顧客歡迎。

　　葉先生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為了辦這個啟秀編譯局，負了滿身的債，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當光，真是「范叔何一寒至此」。

　　葉先生是一個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他的兒子，都仍住在杭州。每個月要寄錢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過愆期，後來竟至中斷，雖然杭州的家書如雪片飛來，他是「學得無愁天子法，戰書雖急不開封」。葉師母沒有辦法，只得帶領了他的這位少君到上海來了。但是葉先生無錢是事實，石子裡炸不出油來，葉師母到啟秀編譯局質問他。我們看見葉先生眼睛看了日本書，手裡筆不停揮的譯書，耳朵裡聽廚子索取所欠的飯錢，嘴裡還要與葉師母反唇相稽，我說他真是五官並用，大有毛西河遺風。

　　我在這裡又有一段插話了，我所要說的是葉先生的這位少君葉少吾。當葉師母帶了他到上海來時，他年齡不過十五六歲，穿的衣服，宛如一個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兒，灑滿了香水。我們以為像葉先生這樣的規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責其子，但只對他皺眉嘆息，斥他不長進而已。大概以葉師母的溺愛，免致衝突。向朋友張羅籌款，送他們母子回杭州，以博耳邊清淨。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見了葉少吾，他詢問道：「喂！我們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麼樣了？」又越數年，他寫了一本小說：名曰：「中國之維新黨」，署名曰：「浪蕩男兒」，把當時維新党中人，駡了一個狗血噴頭。但葉浩吾先生他是維新党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齒及，至於一班父執世交，則難逃筆誅了。

　　不要以為此書荒唐，當時很有一班反對維新黨的，讀之以為痛快。這個時期譴責小說風行，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皆以駡人為宗旨，讀者都為之提倡。維新党中，也大有可駡之人在，「中國之維新黨」一書中，自不免添枝加葉，故甚其詞，然此輩所謂有志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諉為羌無故實呢。辛亥革命以後，葉少吾曾于滬軍都督陳其美處得一職，陳頗信任之，因少吾與上海做軍裝生意的某洋行有淵源，介紹了一筆軍裝生意而囊有餘資了。其時葉浩吾先生已歸道山，而葉少吾則頗為活躍。會北京開議會，四方賢傑，均走京師，少吾亦北上，頗思有所營謀，那時候，上海的北裡亦動員。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樹豔幟，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殞命。舉目無親，無以為殮，葉少吾慷慨拍胸口說：「花老六我雖與她沒有發生關係（發生關係，上海妓院中已有肉體之親的術語也），一切殮費，我自任之。」於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稱頌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數月，葉少吾亦病死於北京，那時花叢諸姊妹，謂以義氣博義氣，群起而理其喪。此事大有傳奇性質，自北京傳至上海，各報亦競載其事，有人為作挽聯曰：「秋雨梧桐悲一葉，春風桃李泣群花」。實在群花理喪，並無其事，葉少吾之叔清漪先生，與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書致報界辯正呢。

　　言歸正傳，我在葉浩吾先生處，幫了他三個多月的忙，只拿到了一個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長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過我為了要瞻家，為了要糊口，也不能從井救人。有一天，我遇見了章太炎先生，他問我：「現在何處？」我告以在啟秀編譯局，他笑說：「何不到剛毅圖書舘去。」我問：「那裡有剛毅圖書館呢？」他說：「啟秀與剛毅，不是庚子拳變時代的名人嗎？」後來葉先生這個啟秀編譯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負債過多，幸賴他的人緣很好，大概是許多朋友幫他料理過去吧。

　　我從啟秀編譯局出來後，又到廣智書局的編譯所去，誰介紹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那時的廣東朋友很少，廣智書局裡卻全是廣東朋友呢？那時候，上海的新書店，已越開越多，廣東是開風氣之先的，當然要著此先鞭。廣智書局的規模不小，既然有了書局，也想自己出書，因此也設立了一個編譯局，有人說，康南海，粱任公都有資本，也有人說，不過以此為號召而已。我以有人介紹，瞎天盲地的闖了進去，那個編輯所的編輯主任為誰，我也不記得了。

　　廣智書局編譯所的情形，和啟秀編譯局完全不同，有一種嚴肅的氣氛，不像在葉先生那裡，可以談笑自由。編譯員連我共有五六人，編輯主任目灼灼坐在那裡，好像一個監試官。譯書是支配的，他配給我一本日文的講下水道工程的書，便是講開發道路溝渠工程的種種事的。我不是一個工程學家，對於那書是很少興趣的。

　　但我當時有一種自尊心，覺得他們支配你譯的書，而你第一次便退還他，足見得你是無能，我於是勉強接受了，好在篇幅還不算得太長，其中的解釋，也不深奧難懂。就只有許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詞，有的還是用和文拼出來的西洋名詞，這可教人有些頭痛的了。

　　我那時只得狂翻日本文詞典，請教深于日文的人，購買參考書，日本人所編的「和漢新詞典」，中國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靈於那些工具書了。不到兩個月，居然全部完成。這書譯成以後，我就敬謝不敏，從廣智書局出來了。因為裡面全是廣東人，我和他們言語不通，未免有些扡格。再者，他們給什麼工程科學的書給我譯，我的科學知識實在淺得很，也不敢再獻醜了。不過我又想：像這部專講下水道的書，雖然是冷門，也不能不說是當務之急，現在各處正在要開馬路、建工廠，而外國已在流行什麼抽水馬桶的話，這是將來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須研究的事，不過我當時釋這一科門的書，不免有點盲人瞎馬了。所以譯完此書後，參加了一個簽條給總編輯，大意是「對於下水道從未研究過，請由專家加以檢定」云云，但我在兩年以後，卻見這部書赫然在廣智書局的櫥窗裡了。

　　從廣智書局出來，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蔣觀雲先生（蔣先生名智由，號心栽，觀雲其筆名也），問我近況，告以從廣智出來，正想回去。蔣先生說：「不要回去，請到我那裡去，我那裡還有你的一位同鄉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無間，使你高興。」原來蔣先生那時也辦一個譯書處，這個名字叫作「珠樹園譯書處」，那個名稱，很覺美麗，珠樹園三個字，真可與金粟齋三字作一對偶。珠樹園後於金粟齋，蔣觀雲先生是一位詩人，宜其有此題名，當時的一班新文學家，都喜研究佛典，這兩個名詞都從佛典來的呢。

　　蔣觀雲先生是浙江紹興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學者、詩人、革命家。他有兩句詩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後人訛為是寫「革命軍」一書的鄒客所作的，其實不過是鄒客重述一過而已。我們在金粟齋的時候，蔣先生常常來遊玩談天，因此我們認識他已久了。他為人非常和藹，愛說笑話的。

　　在那個時候，有人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為近代詩界三傑，互相唱和。這個珠樹園譯書處，也有兩位孝廉公，一位是楊秉銓，江蘇武進人；一位就是我的同鄉蔡雲笙兄了。

　　珠樹園譯書處也和金粟齋一般，如上海所稱的石庫門三樓三底的房子。蔣先生住在樓下，我們都住在樓上，每天飯開一桌，自己有廚房，那比在廣智書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雲笙同住一房，楊秉銓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雲笙的年紀，只不過比我大一歲，他名晉鏞，二十一歲上便中了舉人，為人極慧敏而風趣，我們兩人一見便成為好友，為什麼呢？一則我們兩人志趣相同，二則為了同鄉之故，愈見親切了。

　　在珠樹園那裡，我自由極了，他不支配你做什麼工作。你高興做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但蔣先生卻見他寫作很忙，他好像在什麼雜誌、日報上寫文暈（中外日報上有時也見他的著作），那時他還自己出了一種雜誌，名曰「選報」，那是選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雖雲選報，也有並未見於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給他發刊的。這個珠樹園譯書處，我記得我並沒有譯什麼書。不過他們也徵收外稿，請為檢定這稿子可用不可用，簽出來加以評語，請蔣先生覆核，這個工作我做了。至於蔣先生的選報，我無從幫忙，偶然給他看看清樣而已。

　　我們在珠樹園雖甚閒適，卻不大出去遊玩，上海是個金迷紙醉之場，我和雲笙，都是阮囊羞澀之人，也不敢有所交遊。只是偶然兩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時我有紹興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點兒，便要暈酡酡了；雲笙卻可以喝一斤還多。不過都守了孔夫子所說的「惟酒無量不及亂」，就是適可而止了。回到家裡，我們聯床共話，無所不談，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們常常談至半夜三更，了無足異。

　　有一次，我們談到一向傳言山西大同府的婦女性器官，有重門疊戶之異，雲笙言：絕對沒有這事，因為他有一位親戚，曾經在大同府做過知府，他們的幕僚，也因素聞此傳說，欲一驗其異，那地方土娼極多，曆試之平淡無奇。雲笙又言：「雖然無此故實，然前人筆記卻有此記載，我曾假定這重門疊戶為有三重門戶，每一重門為之制一聯一匾」。我說：「願聞其妙。」他道：「第一重門的聯曰：『鳥宿林邊樹，僧敲月下門。』匾曰『別有洞天。』這聯與匾都用成詩成語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門呢？」他說：「第二重門聯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漸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門呢？」他說：「第三重門聯曰：『雲無心兮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匾曰『極樂深處』。」說罷，相與大笑。好在我們都是結過婚的人，而珠樹園裡也沒有一個女職員，故能如此荒唐。

　　過了兩個月，我記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氣了，蔡雲笙來了兩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廣東館子裡去吃火鍋，廣東人謂之「打邊爐」，這是宜於嚴冬的，十月裡似乎太早。但舊曆在江南十月，往往會來一個冷訊。我飯罷回來以後，便覺得身子不舒服，夜來便發起寒熱來。到明天，我以為可以退熱了，誰知寒熱加甚，而且喉間作梗痛。那個時候，蘇滬一帶，正患著這個傳染極速的喉症，當時還不大知道什麼白喉、猩紅熱那種病名，統稱之曰：「爛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間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歸家為宜。

　　我當時即與雲笙說了，通知蔣先生，蔣先生來看我以後說：「你有病，一人回去，我們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個幹僕，買好船票，送我回蘇州。雲笙還直送我上小輪船，丁寧而別。回到家裡，我已很憊了。因為我說喉間梗痛，吾妻一看，喉間已有腐爛的白點。她口中還說：「沒有什麼。」我見她臉色發白，兩手震顫，飛奔往告堂上。都知道這是危險的病症。其時蘇州有一位著名專治喉科的醫生，喚做馬筱嚴，他是中醫，吃中國藥，不過他已治好了許多患喉病的人，因此聲譽鵲起，祖母、母親也急了，立刻延請這位馬筱嚴醫生，為我診冶。

　　一清早去請了他，直到下午上燈時侯才來，這倒並非搭架子，實在忙不開來，可見那時候患喉症者的多。馬筱嚴診病很細到，他說：「是爛喉痧，目下流行的時疫，是一種要傳染人的疾病。」他開了方案，匆匆的去了。當時我們也沒有隔離，小孩當然不許進病房，而老人——祖母與母親，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看護我的僅有我妻震蘇，那時，蘇州地方，還沒有一家醫院呢。

　　她說：「在未嫁之前，已經生過一次喉病，可無妨礙。」這話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沒有別人看護我呢。我心中惴惴然，畢竟我妻是沒有傳染的。

　　馬筱嚴出診到我家兩三次後，我病漸有起色，因為他診費很貴，我有些吃不消（其實每次不過三四元，在當時已算貴了），以後便坐了轎子，到他家裡這個醫室去就診了。喉症愈後，頷下又生了一個外瘍，到一切復原，差不多要兩個月了。當時由上海倉猝返蘇，留在珠樹園的物件，都沒有拿，後來托人帶回來一隻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飛，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樹園的侍者，實做了順手牽羊，取去禦寒了。病癒以後，祖母不許再到上海去了，於是遊歷譯書處的行蹤，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雲笙的信，珠樹園譯書處也告結束了，其情形與金粟齋相同。真是無獨有偶，他們這些辦出版事業，好似「大爺串戲」一般。蔣觀雲先生呢，說是要離開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從此以後，我竟未與蔣先生再一次謀面。倒是在十餘年後，我與他的公子蔣百器君（尊簋）曾見過一面。這一天，狄楚肯請客，似專請百器者，因楚青與觀雲，也是老朋友呀。那時百器已卸浙江都督任。這一次宴會，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見到賽金花。那時她還只是將近四十的中年，在上海懸牌應徵名賽寓，百器飛箋召來，他比賽年齡還輕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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