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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蘇滬往來


  自從東來書莊開設,他們舉我為經理以後,我常常到上海去,因為許多日本的圖書,不必從蘇州向日本郵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書店,我們可以自去選擇。我認識了兩家,要什麼圖書,可以托他們到東京去定,郵寄也很方便。還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紙品,虹口也有批發出售。再有的,上海近來新出的書籍雜誌也不少,出版、發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們也有的委託東來書莊為蘇州代銷處,大概以七折或八折歸帳,都是賣出還錢,不須墊本的,那種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須到上海招攬與接洽。

  那時蘇州與上海,火車還未通,但小輪已經有了。小輪船蘇滬往來,也不過十五六個小時,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開船,到明天早晨七八點鐘,便可到了。小輪後面有拖船,小輪不載客,後面的拖船載客。有散艙,有煙篷,還有叫做「大菜間」的,房艙比散艙寬舒,一個房艙,可睡四人,所謂大菜間者,並無大菜可吃,只不過比較更寬敞一點而已。煙篷只是在拖船的頂上,頭也抬不起來的,得一席之地。當然,價錢也分等級,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錢。不過在船上只有一夜天,吃完夜飯,即行睡覺,一到天明,便到碼頭,比了從前蘇滬往來,坐船要三天兩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從前旅行,比了現在,還是麻煩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贅,像我們出門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鋪蓋;二是皮箱;三是網籃;四是便桶。現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詞費我且瑣述如下:

  先說鋪蓋:鋪蓋就是臥具,從前的聽謂客棧、旅館,都是不備臥具的,客人要自帶鋪蓋。不要說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員,也要自帶鋪蓋,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捲舖蓋」,南方人稱之曰「炒魷魚」,即由此而來。比風由來已古,文詞中所雲「襥被而行」亦即此意。這個鋪蓋可大可小,要是在嚴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還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沒有人穿西服,這長袍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帶了,天氣忽寒忽暖,怎麼辦呢?而且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來的新式的皮箱,可以舉重若輕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無論到什麼文明的地方,一隻旅行的皮箱,總不可少的呀。

  再講網籃:這是一種竹制的籃,籃面上張了一個網,旅行家稱之為「百寶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紙傘,一切雜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們,凡家常用慣的東西,一切都要帶了走,茶壺、飯碗,亦在其列。至於讀書人,則書籍,文具,也是不可須臾離的。到上海來,總要買些東西,沒有網籃,就不可能安放。

  最後談到那個便桶了,便桶就是馬桶。莊子所雲:「道在屎溺」,蘇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樣上廁所、登野坑,而必須要一個馬桶。但旅館裡不備此物,務須貴客自理(那時抽水馬桶,尚未出世),於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馬桶,有些常常出門旅行的老先生,還要帶夜壺箱。蘇州出品的夜壺箱,做得很為考究,方方的像一隻小書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壺,上有一抽斗,可放筆墨信箋之類。箱門上還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壺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詩曰:「詩清都為飲茶多。」我問:「何解?」老先生笑道:「詩字不與『尿』字同音嗎?」

  這四件行李,剛成一擔。蘇州那時沒有人力車,只有雇一個腳夫挑出去。那時蘇州的小火輪,還是日本人創辦的,喚作「大東公司」,輪船碼頭,在盤門外的青暘地日本租界,從城裡出去多麼遠啊。後來中國人自己也辦了一家小輪公司了,喚作「戴生昌」,旋在閶門外分設了一個碼頭,那就便利得多了。至於上海的小輪碼頭,全在蘇州河一帶,這些小輪船,都開往蘇州、杭州各處。

  到了上海,便住旅館,那時還沒有旅館的名稱,只喚做客棧。船抵碼頭,便有客棧裡派出招攬的人,此種人名曰「接客」。對於接客,有一種好處,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給了他,自己雇了人力車,到住所旅館裡去,不然,你與這些碼頭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煩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寶善街(即五馬路)一家客棧,叫做鼎升棧,這家客棧,也未必有什麼特別,只不過此較熟一點,茶房與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時的上海,還沒有新式旅館,普通的客棧,每天每人只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內(二百八十文:等於銀圓二角八分)。不過那是以榻位計的,大的房間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間亦有二榻,儘管不相識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則你除非包房間,以榻位計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晝夜兩餐,也是照榻位開的,房間若干人,取共食制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種客寓,專招待官員來住居的,氣魄大一點,價錢不免也貴一點。

  上海有一種家庭旅館,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適的了。我本來也不認識這家旅館,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位祝心淵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隨著江建霞到湖南做學幕看文章,現在蘇州開一個私家小學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學」)。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對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書,尤其有許多明末清初的禁書,收藏不少,現在漸漸出籠了,此番到上海,大概與書賈有所接洽。

  我問他到了上海,住在那一家旅館裡?他說:「住在雅仙居」。我覺得雅仙居這個名字很別致,上海客寓,總是什麼平安、高升等名字,因問:「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別之處?」他笑道:「一個小客寓耳,不過是蘇州人開的,于我們蘇州人很相宜,店主還是一個女老闆,我到上海,住在那裡,貪其可以吃蘇州菜,價錢也和別的旅館一樣,不過小帳我們多給一些。你倘然沒有一定的旅館,也住到雅仙居來,我們可以談淡。」我聞言欣然,因為心淵先生比我年長一倍,也是個才識開明之士,可以隨時請教。並且雅仙居是蘇州人開的,也可以一嘗家鄉風味。

  原來這個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蘇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絲商(從前經營生絲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們本來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說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後來那位絲商故世了,遺下了她,還有一個女兒,這女兒名字喚作「金鈴」,現在也十八九歲了,生得很為美麗,也在私塾裡讀過幾年書。絲商故世後,無以為生,母女二人,便開設了這家雅仙居。

  雅仙居開在近福州路的市區,是上海所謂弄堂房子、石庫門三樓三底,他們把這房子隔成不少間數,便做成一家客寓。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別是家庭式的,不用什麼男茶房,男的只有一個打雜的,女傭人倒有兩人。關於客人的飯食,女主人親自下廚房;女兒略知文墨,便做了簡單的帳房。最使人賞識的,就是開飯開在客堂裡,店主東的母女和客人共同進食,而蘇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難於問津。它那裡有兩幫客人,一幫就是做絲生意的,也許是與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業,他們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幫便是蘇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細,愛吃蘇州菜的。那不過到上海來有點業務上的關係,或者遊玩一次,至多不過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長在上海的女孩兒,當然比在內地的要活潑伶俐一點,何況她是一位俏麗的女郎。吃了蘇州菜,還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親管束甚嚴。我友吳和士,從日本留學回來,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對於金鈴頗為傾慕,捉空兒便與金鈴作絮語。可是其母從不許金鈴踏進客人的房間。和士乃與金鈴隔著窗子談話,一在窗外,一在窗內,但一聞母喚,如驚鴻之一瞥去矣。我調以詩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蘭因話不停。安得護花年少客,敢將十萬系金鈴。」和士歎曰:「在日本,房東家女兒,雖共相調笑,了不足怪,中國婦女,總是那樣閉關自守呀。」

  但我難得住雅仙居,因為它碼頭上沒有接客,許多不便,除非在蘇州有伴,同來上海,他們是住慣雅仙居的。我最初來上海,好像是為了到南洋公學(到現今交通大學的前身)來考師範生的,雖然在七八歲的時候,為了父親的病,來過上海一次,以後一直沒有來過,隔離了十餘年,當然大不相同了。這個時期很早,似還在戊戌政變之前,中國正提倡興學。興學應當是小學、中學、大學,層層向上,但中國興學,卻自上而下,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開學校必先有師資,而中國師資沒有,教那班從事八股八韻先生們去當教師是不行的,只有這一班高材生,到國外去學習師範,然後可以回來當教師呢。

  我到南洋公學去考師範,是和馬仰禹一同去的,那時主持南洋公學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兩榜先生。他出了一個題目,總之是輕史上的,很古奧的,現在我已完全不記得了,我胡亂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滿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曉,我與馬仰禹俱名落孫山。因為這個師範生,考取以後,不但不要學費,而且還有津貼,並且有資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趨之若騖。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種謠言,說所取的名額少,而報考的人數多,非有關節囑託不可,這也是一個無從證實的謠言。這次錄取的記得有劉厚生(垣)諸君,後在上海,亦為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館是「滿天飛」,總想找一家潔淨些,安靜些的,可是住來住去,都是一樣。而且我又不慣與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個房間,又未免費用太大。那時我在上海朋友很少,只有楊紫驎,我到上海,必定去訪他,他還在中西書院讀書,難得同他吃一次番菜。這時上海戲館已經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個人也沒有這個興致去看戲。至於什麼女書塲、夜茶館,更不敢踏進去了。那個時候,蘇州人家,不讓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們說,上海不是一個地方,好似一隻黑色大染缸,墮落進去便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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