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延安(重印後記2)_杜鵬程

一〇五

　　這部作品，離我自己想像的樣子，差得很遠；離時代的要求，差得更遠。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著我的心血與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結著我的熱愛與憎恨，悲痛與歡樂，思考與追求，憧憬與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為何物，後來又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隊上，並不覺得特別苦，更不需要什麼「適應過程」。相反的，戰鬥的生活每時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給我帶來說不盡的歡樂和內心的充實。戰爭年代，幹部和群眾中的精華，大都集中在部隊裡；在你的前後左右，盡是出類拔萃的人。你和這些人戰鬥在一起，豈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裡不就充滿著崇敬和熱愛之情嗎？總之，我的經歷使我很容易與部隊的指揮員、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產生強烈的共鳴。也就是說，只要老老實實和他們一道前進，全心全意地跟他們學習，是很容易理解他們的。從而在寫作中刻畫指戰員的形象時，困難也就少些。

　　但是，由於我在部隊工作的幾年，時常在基層，因而對高級指揮員，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懷將軍的形象，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當時有不少描寫過我軍指揮員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寫營以下幹部的。要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沒有經驗。然而，我當時認定：除了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面表現黨中央、毛主席的統帥全域、親自指揮西北戰場軍民對敵鬥爭的決定性地位外，要寫出彭德懷將軍這個形象，對體現黨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爭的規模，特別是對作品思想和藝術方面，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寫《保衛延安》以前，在行軍途中或群眾和部隊舉行的會上，當然不止一次見過彭總，但是坐到一塊兒談話，卻只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黃龍山的一個窯洞裡，彭總給全體前線記者談話，談了三四個小時，參加的有一二十人，這些人現在活著的還有十幾個。當時，彭總根本認不得我這個普通幹部，怎麼能授意我為他寫什麼書——「樹碑立傳」呢？這是活著的人可以作證的。只是在戰爭年代，我作為部隊的一員，深深地感到：在那與人民群眾和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是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歷史關頭，他臨危不懼，按照黨的意志，忠誠地執行毛主席軍事路線，帶領我們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以少勝多，連打勝仗，最後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時時把人民群眾和戰士們放在心上，覺得他自己就是比群眾和戰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為慚愧的！「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的寫照。這一切，在我心裡產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動人心的巨大的形象。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了許多光輝燦爛的巨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包括彭總在內的為人民所敬佩、所愛戴的老帥們……這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數十年如一日，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私無畏、捨身奮鬥，同人民息息相關，和群眾生死與共。這種崇高品格，整個中華民族都引以為榮地傳誦著。當年，部隊的幹部、戰士和人民群眾中，流傳著關於彭總的許多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痛恨階級敵人，剛正無私、艱苦樸素的事情，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所動。我是帶著廣大指戰員強烈的崇敬心情來描繪彭德懷將軍的形象的。他是來自現實鬥爭生活，也是來自廣大指戰員的心裡。

　　我想，塑造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輝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起碼的職責嗎？作者在這方面作各種嘗試和探索，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像「四人幫」之流那樣把戰士們流的血當作污水來看待，是公平的嗎？難道把中國人民精神上優美的東西摧殘殆盡，才甘心嗎？

　　總之，我寫《保衛延安》的時候，沒有什麼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戰士們，忘不了人民群眾，忘不了那一場壯烈的戰爭，忘不了戰鬥生活對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流血鬥爭的歷史。今天看來，它只不過如實地把那場偉大的鬥爭點滴地記錄下來罷了。但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還非得從中國的大地上掃除出去不可！一個時代的文學，是大家創造的；創作經驗，是大家辛勤勞動而積累起來的。如果連這樣一部反映歷史真實的作品也要剷除消滅，那中國文學還有什麼希望呢？《保衛延安》是最先嘗試著塑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的小說之一，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過去了，在長篇小說領域裡的這個方面，似乎是停滯不前。這是多麼讓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學狀況啊！後代的人會憤怒地責問我們：

　　追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戰鬥過的可以執筆為文的人，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份貧乏的文學遺產麼？

　　林彪、「四人幫」的邏輯是：我說你寫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說你是「黑幫」，你就是「黑幫」。但是，歷史和客觀現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違犯這鐵的法則，誰就碰得頭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權勢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書印近百萬冊，比較少見。由此可知，群眾並不厭棄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這本書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到了一九六三年後半年，我在鄉村「社教」，聽說有人下令叫燒毀這本書。要燒毀，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僅當時不通知，就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通知我一聲！最近，為了寫這篇「後記」，我才費了一番功夫，請別的同志查出這樣兩份檔。現抄錄如下：

　　文化部1963年9月2日〈63〉文出密字第1394號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應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閱……立即遵照執行……

　　隔了不久，又急忙發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64〉文群密字291號補充通知：……關於《保衛延安》一書……就地銷毀……不必封存……立即遵照辦理。

　　一聲令下，煙火沖天；有的地方還派了保衛工作人員「監燒」，直到看到燒為灰燼為止，生怕有「膽大妄為之徒」，偷走一本，從而謬種流傳，禍延子孫後代！

　　長夜深思：「焚書」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們今天重演，這表明了什麼呢？它表明中國人民災難深重！後來我們大家經歷的事實，不是極其慘痛地證明了這種看法嗎？

　　當時，書是悄悄「銷毀」了，可是並沒有找什麼麻煩。這也算是「寬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後，那就大禍臨頭了！抄家、批鬥、遊街、示眾、蹲牛棚、勞動改造……專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過「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現在換了一塊白布，上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年浴血奮戰的地方，現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眾」的場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們吐唾沫，拋石頭，而我們縱然有多少錯誤與弱點，但確是為了使他們能過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戰鬥在這個世界上！說我因為寫此書而「發了財」，其實《保衛延安》的稿費的百分之九十，交了黨費和捐獻給國家。吃每一頓飯，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請罪」，在惡聲辱駡中，夾著碗，低著頭，念念有詞地背誦著人家規定好的「請罪詞」……在生活的舞臺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這還只是在一個城市或一個省的範圍裡鬧騰。緊接著，當時由「四人幫」控制的輿論陣地《人民日報》，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費一個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衛延安〉——利用小說反黨的活標本》。一支毒箭便是號令，接著就萬箭齊發。對這部作品長達數年之久的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殘酷圍剿開始了。

　　從那時起，我的處境空前惡劣起來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種折磨手段也升級了。在長時期的摧殘下，我的身心幾乎到了被摧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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