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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更可悲的是,當年我在的部隊的領導同志和戰友,特別是在邊疆工作的同志,有許多人為此受到衝擊、審查、拷打,沒完沒了。他們流血犧牲為創建這個國家作出了貢獻,因此就「罪該萬死」嗎?有的讀者,和我素不相識,只是由於曾經讚揚過這本書,也受到迫害或者被投到監獄。株連之廣,為害之烈,比起封建社會的殘酷的「文字獄」,來,毫不遜色!圍剿的黑文,用的全是林彪、「四人幫」帽子工廠的破爛貨和法西斯棍棒,不顧事實,不講道理。你明明是在歌頌毛主席,他卻硬說你「惡毒攻擊毛主席」;你明明是要表現彭德懷將軍如何忠實執行黨的軍事路線,他卻硬說你「為彭德懷篡黨奪權作吹鼓手」;你明明是在歌頌人民和人民戰士,他卻硬說你「宣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醜化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你明明是歌頌偉大的人民戰爭,他硬要說你「宣揚戰爭恐怖論」,等等。這些顛倒是非的污蔑,用不著一一批駁,有這部書在,讀者自有明斷。

  在「四人幫」一手遮天的時候,我曾痛苦地想過一個問題:一本書,幾年前,報紙上說它如何好,幾年後,還是同樣的報紙,卻又說它如何如何十惡不赦;那麼,後代人看到這些互相矛盾的文字記載,將作何感想呢?這使我感受到: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就是歷史的以及其它記述人類生活的書籍,在某一時期中,可以用強權和欺詐的手段,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塞滿歪曲歷史和生活的骯髒東西,但是人民總是厭棄這類東西的。在他們心裡不容抹煞地存在著另一本書——在那裡歷史和生活保持著它本來面目……這甚至只是一本無文字可考的書,然而,我們要閱讀的,正是這本印在人民心上的書。無數激動人心的事實告訴我們:人民群眾對真理與謊言、正義與邪惡、以及對是非功過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人們該怎麼想,還怎麼想;該怎麼說,還怎麼說;該看什麼書,還是照看不誤。因為人民不可能永遠被蒙蔽,而從根本上說,這恰恰使他們的分辨力得到了鍛煉,得到了加強,這也是時代給我們的偉大賜予!也正因為看到了這種「賜予」,我們的心才沒有被摧毀呵!

  《保衛延安》的遭遇說明:不能像「四人幫」那樣因為一時的政治需要,而任意修改歷史,從而株連反映有關歷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應當對什麼負責?他只能對人民群眾負責;對歷史負責;對他所反映的那個時代負責;對共產主義理想負責。這難道不是普通的常識嗎?可是,「四人幫」之流,把普通常識竟搞得如此混亂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縱覽我們剛剛經歷過的這一段歷史,使人不能不這樣想:

  是的,有人要怎樣亂幹就怎樣亂幹,要怎麼胡說就怎麼胡說,但是,這樣幹,這樣說,把中國人民置於何地?須知,一切胡作非為的慘痛後果,全都落到人民群眾的頭上——缺吃的,是他們;少穿的,是他們;忍受一切艱難困苦、遭受精神摧殘的,都是他們呵!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

  十多年來,我們看到林彪、「四人幫」從頭至尾的一場大表演。雖然我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鍛煉:經見豐富得多了,頭腦清醒得多了。我還活著,還在執筆為文,然而許多貢獻很大、被人民所珍視的作家,卻滿懷遺恨過早地離開了我們!現在黨中央給我們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正帶領我們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的長征路上奮勇前進。我們老老少少,都應該奮發起來,努力向前!

  我始終忘不了彭德懷將軍在戰爭年代說過的一句話:「我這個人沒有什麼,要說有一點長處的話,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這個「本」,就是革命事業,這個「本」,就是人民群眾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這個本,我們活到世界上幹什麼?如果忘了這個本,地位再高,權勢再大,與人民何益?與糞土何異?

  是的,我們被折磨得內外是傷,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滿懷著激情和熱愛,注視著這個遼闊廣大的國家,注視著這塊用我們的血汗和眼淚浸透過的土地,注視著這英勇頑強而多災多難的人民呵!

  這本書,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那是小三十二開的豎排本。印數較多。這是第一個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進行過一次較大的修改,刪去數千字,增添了兩三萬字。這是大三十二開的豎排本,算是第二個本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又在這個基礎上把這本書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開的橫排本出版,這算是第三個本子。最後這個本子,比起前幾個本子,充實得多了。可惜,出版不久即被「燒毀」,因此看到過這個本子的讀者比較少。

  現在出的這是第四個本子。出版前,我雖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個本子為基礎作了校訂,但是按照許多讀者的意見,基本上沒有動,為的是讓沒有閱讀過此書的讀者看一看,被「四人幫」潑了那麼多污水的書,到底是什麼樣子。

  當初,這本書從看初稿、定稿、審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負責的。總政文化部費了很多精力,設法把我從新疆的工作崗位上借調出來,因而,從一九五三年春到五四年春,我有整整一年時間住在北京,這使我能集中全力,對作品反復推敲修改。總之,沒有他們的關懷和幫助,這本書根本不可能和讀者見面。《解放軍文藝》在此書尚未出版時,就在一九五四年一、二月分別選發了「蟠龍鎮」和「沙家店」兩章。那種對我國文學事業的熱情的關懷和扶植,是令人難以忘懷的。戰爭中,我在部隊上得到鍛煉,寫作中又得到部隊領導機關的幫助。時至今日,如果說我還能作一點工作的話,那完全是黨、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培養的結果呵!而且不管怎樣折騰,總是活下來,總是不讓那些禍國殃民的惡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毀,那力量也是從這兒來的。

  在這第四個本子印行的時候,我把馮雪峰同志在《文藝報》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十五兩期發表的《論〈保衛延安〉》(發表時的題名為:《〈保衛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達對這位文藝界的老前輩的深切悼念。他當初寫評論時,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版。後來出的版本,變動較大,如對彭德懷將軍的描寫,就增添了數千字,比他當初看到的那個本子,可以說,有一定的提高。他如果健在,在有些具體講法上,也一定會根據新的情況,有所補充。但是,總的說,他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氣魄,他的論斷是獨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的,至今讀起來,仍令人激動和敬佩。一九五三年底,總政文化部已經把稿子完全定下來,列為「解放軍文藝叢書」之一,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同志,兼任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他看到這部作品的打字稿。他和我素不相識,只是閱讀中發現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於是約我談過數次,爽直,精闢而懇切地指出這部作品的長處與不足。那關懷與愛護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他看過打字稿,看過清樣,書印出來又反復讀了。他為我國文學中有這樣一部作品,而興奮得夜不能眠。想想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戰士,有著光輝革命閱歷的文藝理論家,對我們的文學事業關懷和熱愛,再看看近二十年來他和許多同志曾經為之付出心血的《保衛延安》的遭遇,使人心裡充滿了無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這位忠誠、倔強而耿直的老前輩,與世長辭了,我的悲痛是無法表達的!然而,為我們的文學事業嘔心瀝血的人,為我國人民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的人,他們的英名和業績是永存的。

  前行者,一個個倒下了,放下了他們的工作擔子。我們活著的人,不管怎樣渺小,還是要挑起這擔子,奮然前行。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的四個現代化,在向我們召喚。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繼續用血汗和生命來書寫新的歷史篇章。

  杜鵬程

  1978年12月12日草于西安

  1979年元月底修改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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