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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古文學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只沒有剪制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只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為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為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為權利而非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我們讀古代文學,最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者墮入魔道的,是歷來那些「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鐘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卻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敘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綱常名教的塗飾。「關關雎鳩」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卻說這是「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南有樛木」也是結婚歌,卻說是「後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也」。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儒業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真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他訂正,這兩篇詩的真價便不會出現了。希伯來的《雅歌》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聖經裡,說是歌詠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他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

  中國歷代的詩未嘗不受《詩經》的影響,只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囚在「美刺」的束縛裡,那正與小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隸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做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卻又捨不得摒棄,於是奇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為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為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盡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真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憍的「為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行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入迷途,這是不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于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裡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歷來韻文的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眾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想有點不同,只要一用韻,格調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看幾年來的有韻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裡最不幸的「掛腳韻」與「趁韻」也常常出現了。

  那些不葉韻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為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為他只重在「自然的音節」,所以能夠寫得較為真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面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裡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韻的新體詩,一是押韻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韻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為條件。有才力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或任何人為條件。只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讚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然而現在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真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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