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山其人_周作人

高仁山其人

　　關於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學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紹美國人房龍所著《人類的故事》的文章，覺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寶壽，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後來我在孔德中學教國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資格，來擔任中學的指導工作，于開會時見過幾次，也記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後，北大教授星散，多數南行，只剩若干肯冒點險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聽說也是在做黨務地下工作。大概也是在李君遇難的那一年，他終於被張作霖的部下所逮捕，關了不少日子，有一時傳說有什麼人疏通的關係，可以沒有什麼事。

　　忽然有一天，內人往東城買東西去，回家時慌張的說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據說她在路上看見有一隊軍警簇擁著一輛大車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橋去的。及至看大車上面卻見高仁山一人端然坐著。記得那時內人說，高君戴著一頂皮帽子，那麼這當是民國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大概這時候北伐軍節節勝利，張大帥的形勢日非，所以老羞成怒，便又把高君殺害，聊以出他一口心頭的悶氣，也未可知。

　　除了袁世凱末期之外，這樣的殺戮知識階級特別是教員，就是在北京政府近十年間（民五至十五）也是沒有的，自從三一八動了手之後，學生既然整批的被槍擊，教員也陸續的捉去殺害，孫傳芳在上海也大開其刀，這事在南方人士自然都還清楚記得，所以我說三一八的意義很大，古人雲，履霜堅冰至，三一八正是冬初的嚴霜，而李高二君則成了以後眾多犧牲之先驅，此所以值得紀念，初不僅為他們個人的關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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