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訪日本新村記(2)_周作人

訪日本新村記(2)

　　新村的土地，總共約八千五百坪（中國四十五畝地餘），住在村裡的人，這時共十九人，別有幾人，因為省親或養病，暫時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馬一匹，山羊三頭，豬兩隻，狗兩隻，一叫Michi，一叫Bebi（baby？），是一種牛犬；此外還有家雞數種。那狗都很可愛，第二次見我，已經熟識，一齊撲來，將我的浴衣弄得都是泥汙了。就是那兩隻豬，也很知人意，見人近前，即從柵間拱出嘴來討食吃，我們雖然還未能斷絕肉食，但看了他，也就不忍殺他吃他的肉了。

　　現在村中的出產，只有雞卵，卻仍然不夠供給，須向石河內田家添買；當初每個一錢五厘，後來逐漸漲價，已到四錢，這一半固然是物價增加的影響，但大半也因為本地人的誤解，以為他們是有錢人，聊以種田當作娛樂，不妨多賺幾文的。此地風俗本好，不必說新村，便是石河內村，已經「夜不閉戶」，甚可稱歎；只有因襲的偏見，卻終不能免，更無怪那些官吏和批評家了。石河內區長也有幾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買，區長說非照時價加倍不可，其實他錢也夠多了，何必更斤斤較量，無非借此刁難罷了。耶穌說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鑽過針孔還難，這話確有道理，可惜他們依然沒有悟。

　　新村的農作物，雖然略有出產，還不夠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補助。預計再過三五年，土地更加擴充，農事也更有經驗，可以希望自活，成為獨立的生活；這幾年中，卻須仗外邊的寄贈，才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麥費六圓（約中國銀三元半），副食物一圓，零用一圓，加上一切別的雜費，全部預算每月金二百五十圓。這項經常費，有各地新村支部的寄贈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於土地建築農具等臨時費，便須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項了。我在村時，聽說武者先生的我孫子（Abiko）新築住屋，將要賣去，雖然也覺可惜，但這款項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沒有什麼遺憾。新村本部更在日向（詳細地名是日向國兒湯郡木城局區內），其餘東京大阪京都以至福岡北海道各地，都有支部，協力為新村謀發達。

　　會員分兩種，凡願入村協力工作，依本會精神而生活者，為第一種會員；真心贊成本會精神，而因事情未能實行此種生活者，為第二種會員。第一種會員的義務權利，一律平等，共同勞動；平時衣食住及病時醫藥等費，均由公共負擔。第二種會員除為會務盡力之外，應每月捐金五十錢以上，「以懺除自己的生活不正當的惡」。這是現行會則的大要。照目下情形看來，這第一新村經濟上勉強可以支持，世間的同情也頗不少；只是千百年來的舊制度舊思想，深入人心，一時改不過來，所以一般的冷淡與誤解，也未能免。但我深信這新村的精神決無錯誤，即使萬一失敗，其過並不在這理想的不充實，卻在人間理性的不成熟。「要來的事，總是要來」，不過豫備不同，結果也就大異。

　　新村的人，要將從來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來，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們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國人生活的不正當，或者也只是同別國仿佛，未必更甚，但看社會情形與歷史事蹟，危險極大，暴力絕對不可利用，所以我對於新村運動，為中國的一部分人類計，更是全心贊成。

　　九日上午，橫井君來訪，並將自作的詩《自然》及《小兒》二章見贈。他的話多很對，但以中國為最自然最自在的國，卻未免過譽。午前同武者先生松本君等渡河至中城，剛有熊本（Kumamoto）的第五高等學校學生五人來訪新村，便同吃了飯。飯是純麥，初吃倒也甘美；副食物是味噌（Miso一種豆制的醬）煮昆布一碗，煮豆一碟。食畢，大家都去做事，各隨自己的力量，並無一定限制，但沒有人肯偷懶不做的。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極自由，一面卻又極嚴格。「村」人的言動作息，都自負責任，並無規程條律，只要與別人無礙，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發的制裁，要比法律嚴重百倍，所以人人獨立，卻又在同一軌道上走，製成協同的生活。

　　日常勞動，既不是為個人的利益，也不是將勞力賣錢，替別人做事，只是當作對於自己和人類的一種義務做去；所以作工時候，並無私利的計畫與豫期，也沒有厭倦。他的單純的目的，只在作工，便在這作工上，得到一種滿足與愉樂。我想工廠的工人，勞作十幾小時之後，出門回家，想必也有一種愉快，但這種心情，無異監禁期滿的囚人得出獄門光景，萬分可憐。義務勞動，乃是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這勞動遂行的愉快，可以比生理需要的滿足，但這要求又以愛與理性為本，超越本能以上——也不與人性衝突——所以身體雖然勞苦，卻能得良心的慰安。這精神上的愉快，實非經驗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願世人也能夠分享這幸福！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種的還有三分之二，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拿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著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剩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Rodin岩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Bebi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

　　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著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裡，紀念我這次日向的快遊。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這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極大的喜悅。還有一種理想，平時多被人笑為夢想，不能實現，就經驗上說，卻並非「不可能」，這就是人類同胞的思想。我們平常專講自利，又抱著謬見，以為非損人不能利己，遇見別人——別姓別縣別省的人，都是如此，別國的人更無論了——若不是心中圖謀如何損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損。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疾視。倘能明白人類共同存在的道理，獨樂與孤立是人間最大的不幸，以同類的互助，與異類爭存，（我常想如能聯合人類知力，抵抗黴菌的侵略，實在比什麼幾國聯盟幾國協約，尤為合理，尤為重要，）才是正當的辦法，並耕合作，苦樂相共，無論那一處的人，即此便是鄰人，便是兄弟。

　　武者先生曾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為『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新村》第二年七月號）這話甚為有理，並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雖然已沒有「敝國貴邦」的應酬，但終被當作客人，加以優待，這也就是歧視；若到田間工作，便覺如在故鄉園中掘地種花，他們也認我為村中一個工人，更無區別。這種渾融的感情，要非實驗不能知道；雖然還沒有達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這經驗，略得證明這理想的可能與實現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極大喜悅與光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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