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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3)


  這新派的首領,是Strauss,Feuerbach及Bruno Bauer等。此後Bakunin的知力的世界,全為自由說所主宰。Hegel從前教他到影像的國土,精神的地域,形而上的世界裡去求自由;但現在Bakunin已經改變,不肯承認夢幻作為事實了。

  「那統不過是我們平常很蔑視的現實世界底暗淡的再現和怪異的誇張罷了。我們現在懂得了:神往那虛無飄渺的境界,我們在心志精神上,不但無所得而且有損,不但無所加強而且加弱。我們方才同小兒一樣,同我們的夢想充塞太虛,聊以自娛的時候,一面放棄了現實的世界與我們的全存在,交給宗教上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的假先知,暴君,武功家了。我們到現實的世界以外,去求理想的自由,卻將自己陷入最悲慘最可羞的奴隸境遇中了。」

  Bakunin相信,除這個現實世界以外,別無世界;一切超越的概念,都是虛幻;人類只要能夠擺脫一切拘束,能夠得到完全幸福;他又相信盡他能力所及,幫助人類實現這希望,是他應盡的義務。

  Bakunin是唯物論者,所以他認定人類只是進化最高級的動物;思想這事物,不過是腦裡的一種物質發生物。人與下等動物不同的緣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與合群性;因了這兩件事,所以人類比地球上一切動物都更高等,獨有著一個「將來」。合群性與人類的共存,便是人的進步的第一原因。Rousseau說,人孤立時,本來完全自由,等到與同類相處,不得不犧牲他的一部分的自由了;這話其實是錯的。Bakunin說——

  「人本來生就是一個野獸,一個奴隸。只有與同類相接觸,生在群眾中間,那時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語,及意志的能力。倘若孤立生存著,也決不能發達這些能力了。人類的所以能夠發達到了現在的地位,都應感謝過去及現今的社會公眾的合群的努力。」

  所以人類的運命,是在合群的生存,互相扶助,戰勝自然。這樣一個目的,須經過長的歷史進化之後,才能達到,人類的終極目的,一方面是在服從自然的法律;這卻並不由於外面的強制,有天人的規定,要個人或社會服從,實只因這法律原與人性相合的緣故。在別一方面,人又當求個人的解放,脫離一切社會上要求遵守的權威,這都是自由的緊要條件,人類的將來,也就在此。「歷史的真正偉大高上的目的,便是個人的真實完全的解放。」所以一切過去與因襲,都應盡數棄去;因為進步這事,就是指漸漸的脫去過去的錯誤。「我們的動物性,在我們的後面;我們的人性,是在我們前面;只有這人性,能給光明與溫暖與我們。我們決不可回顧,應該單向前望。倘我們有時回顧過去,這目的只在看清我們從前如此,以後不要如此!」

  Bakunin對於中產階級的國家與中產階級的社會,都很激烈的非難。他說,在勞動者與中產階級爭鬥的中間,國家必然成了一種壓迫的機械。他的結論,與多數社會黨的意見,絕對相反,也與Lavrov不同。Lavrov的主張,是教有知識的精粹人民傳播思想,養成民眾,以供將來的革命及組織新國家的用;Bakunin卻教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擺脫拘束,將人類親手製造的兩個偶像——國家與中產階級——從座上直攛下來。他以為國家只能保持從前的情狀:一頭是富,一頭是貧,就是所謂現狀(Status quo)。國家又養成人類的爭勝與不和。「總而言之,國家的最上的法律,就是保持國家,一切國家,自從建設之後,便為競爭戰鬥的根源——國家與人民的戰爭,各國交互的戰爭;因為不是鄰人弱,自己便不能強有力。」所以國家是一切內外戰爭的根源,其存在便是「最不合理的人性的否認」。

  革命運動家的多數,都是民族主義者,如德人Lassalle意大利人Mazzini法人Blanqui皆是;Bakunin雖然是俄國人,卻為人類全體盡力。在他看來,國民種族,不過人類大洋裡的一個浪頭罷了,他的理想,是「人類的友善」,不是「國民的結合」。但在這一點上,他卻仍然是完全俄國人的氣質。Dostojevski說,「我們俄國人至少有兩個祖國,一個俄羅斯,一個歐羅巴。我們的使命,應該完全的人類的。我們努力,不僅奉事俄羅斯,也不僅斯拉夫全族,應該去奉事全人類。」

  在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出Marx是與Bakunin的不同。Marx是冷靜的理智家,Bakunin雖然懷著唯物思想,卻是感情家,理想家。Marx深信公道,卻不甚重自由;Bakunin全心渴望自由。兩人的氣質與種性,都很有關係。Marx雖然原是猶太人,但已完全德國化了;Bakunin是斯拉夫人。他的性質的不同,並非由於學說的不同的緣故;其實是因為性質不同,所以學說也不同了。我們如在人類思想事業的歷史上,詳細考察,當能看出,許多為公眾做過事業的人,都不過是理智的機械,對於個人的苦難,並不曾有什麼感動。我們看出歷史上幾多行政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宗教家,提倡各種學說方法,要為一群一族或一階級,求物質及精神上的幸福,大抵是出於理智,不出於愛。只愛將來的世代,不愛在我們眼前活著苦著的人,不能算是真的愛。

  為將來的世代,未知的人民求幸福的人,他的動機或者很是崇高偉大;但正直的心理學家恐不免在他的動機中間,尋出若干野心自利或空想的分子。人心裡的愛究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將這愛分給將來無量數的人民,各個人所得的分量,便極微少了。真實的好心,真正利他的情緒,純粹的愛:只有為個人求幸福,專心致志為一部分的人盡力,隱默無聞,不在公眾與歷史的面前,表白他的事業的人,他們心中才有這愛。這謙遜的真正的愛,斷然不是一階級一族一國一群的所謂救主的所能有的。這樣的救主,無論他稱作社會黨,民族主義者,大日耳曼主義者,大斯拉夫主義者,猶太主義者,他們對於個人的受苦,不甚關心,只夢想著無量數人的幸福安樂,終於不能算是博愛家感情家理想家;他們即使不是利己家,也不過是枯燥的理智家罷了。

  愛全群的一部分,是在人力以內;但愛全體而輕部分,這可能算是愛?縱說是愛,也是虛空的了。兵士在濠溝中戰鬥,死在戰場上,是因為他愛他的故鄉家庭,愛他的妻子或姊妹,愛他的母親或兒女,並不是愛未來的子孫,人為了理想而死,從來如此,現在也還如此;但這只因為那理想已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寶貴的精神的遺傳或所有品,才能如此的。

  Bakunin與Marx,斯拉夫與條頓族的代表,正可很明瞭的證明上面所說的事。Bakunin天真的心同兒童一樣,對於個人懷著無限的真實的愛;Marx是一階級的救主,是一個精粹的理智的機械身,「科學的煽動者」,「民主的狄克推多的化身」,正如Bakunin所說一般。關於這幾方面,現在不及詳說;但我們倘若公平的研究民族心理,便可證明,世間所通行對於公眾的愛或恨,無一不從德國發起。如科學的社會主義,萬國工人協會,反猶太主義,與此外許多愛什麼主義(Philisms)恐什麼主義(Phobisms)的發源地,便都是德國。

  在社會革命的實行方法上,Marx與Bakunin也很不同。德國人所期望的是在受過教育,能懂得他的學說的科學的根柢的人;俄國人是期望最愛自由的一般的人。Marx相信,第一個發起社會革命的國民,當然是最進步的國家,如德國便是。(他在英國住了幾時之後,似乎又改變了意見。)Bakunin卻以為最有反抗的精神與自由的本性的國民,才能夠發起這革命。他不信條頓人種有自由的本性;他們都是很威嚴高慢的。只在臘丁與斯拉夫種中,這本性完全發達。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時候,Bakunin很偏袒法國,便是這緣故,他對於萬國工人協會會員,又特別對瑞士人,發表一篇熱烈的演說,勸他們起兵,幫助新近發佈的法蘭西共和國。

  法國在歐洲是代表自由的國;德國卻是「歐洲社會黨的公敵」,因為他是「專制與反動的化身」。Bakunin是自由的戰士,他雖是無神論者,卻獨為自由建造說作聖堂曲,所以他恨德國,正與他的愛法國一樣的深。A.Richard說,「這俄國人,這無政府黨與國家的仇敵,深知法國精神的歷史及法國革命的時代精神。他愛法國,他於法國的所憎惡深感同意,於法國的不幸也深感痛苦。」但Bakunin這樣的愛法國,為什麼呢?這當然不是為他的政治的勢力,也不是國家。不是帝党或王黨的法國,而且也不是共和的法國。他所注意的只是那偉大的國民性格,法國精神,寬大勇俠的本性,敢於推倒過去歷史所擁護承認的一切權威一切古偶像的革命的舉動。便是這與條頓族的文物破壞(Vandalism)顯然不同的法國的偶像破壞(Iconoclasm),使Bakunin這樣佩服。他說——

  「倘使我們失卻了那歷史的偉大的國,倘使法國從世界上消滅了,倘使更不幸而至於跌入泥中做畢士馬克的奴隸,那時世界將大受損失,立時將現出一個大的空虛;這不但是一國的災禍,實是世界的大不幸。」

  因為那時高慢反動的德國,將使歐洲都受到他的迫壓;無論何地,自由的萌芽,都將被摧殘。德國人民沒有自由的本性。他們還有方法,將萬國工人協會變成一個Sozialdemokratie(社會民主團)呢。所以凡是愛自由的,希望人道戰勝獸性的,想求本國獨立的人,都應該出來與聞這民治與專制的戰爭,這是他們的神聖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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