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2)_周作人

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2)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設立一個聯邦的共和國，波蘭聽他獨立。他很贊成土地公有制；以為用了此制，將來容易改行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使俄國可以不受資本主義及中產階級的壓制。Herzen雖不是斯拉夫國粹黨，但他的意見，也以為俄國社會革命，比歐洲各國更有好的希望，因為在俄國過去的迫壓，還是較少些許。別國都經了多次變革，所以個人略一行動，便被過去的遺跡絆倒，阻了上進的路；俄國的個人，便沒有什麼「過去」來妨礙他。

　　Herzen比別人更懂得他們自己國民的心理。俄國人在善惡兩方面，在積極的擁護人權，與消極的順受兩方面，都是絕對的。所謂自由政治，在他們看來，不過真的民權思想的贗品。他們知道專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麼折衷，什麼調和。「舊酒瓶上的新標紙」，是不能使他們滿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稱作立憲政體，決不是俄國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對國家，還不如無政府主義者一般，要完全將國家廢去。他贊成「國民的結合」，卻尚未說到「人類的結合」。據他說，國家自身本無存在的價值，不過是人民生活的有組織的機關；所以須順應了人民生活的發達變化而改革。國家是人民的僕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歐社會黨所說的一樣。

　　亞力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悅，對於俄國將來大有希望，當時有名的經濟學家批評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樂觀。Tchernyshevski的哲學的意見，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論為本；他的對於將來社會的思想，則出於St．Simon與Fourier的學說。他也與Herzen相同，狠說鄉鎮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說，在俄國這種制度人人都已曉得，容易實行社會主義；若在歐洲則土地私有制便狠足為梗。所以俄國可以立時行用共產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縮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見以為民眾應有統轄政府的權；只因現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從上而下。

　　但要行這種改革，從下發生的一種運動，或陰謀反抗，也是必要。各國民都有自決的權，所以不但波蘭應該獨立，便是Ukraine也應聽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說《怎麼好》（Tshto djelatj＝What is to be done？）在俄國革命思想上，也有實際的影響。這書是在獄中時為《現代雜誌》而作，經檢查官許可出版。因此可以想見書中並無明白確定的政治理論；但關於哲學，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財產諸問題，隱隱地含著許多破壞的議論。當初官僚以為這是一種平常小說；但俄國讀者能從夾行裡尋出意義，於是檢查官發了慌，將這書又禁止沒收了。

　　Tchernyshevski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對於農民問題的解決辦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後起的一切革命主張的根本。俄國有知識的人，看出政府的無能，和他不肯廢棄舊制度的情形，所以決心到人民中間去，尋出在這急劇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來。一八六一年Majkov發佈他對於青年的宣言書，指出推翻專制，解決土地問題的絕對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與自由會（Zemlja i Volja）成立。這會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聯邦，均分土地這幾件事。

　　其時波蘭革命已經發生，政府有了口實，可以大行反動的新政策。但在俄國此時，已沒有什麼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運動了。國內有知識的人，因為要避專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國，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著西歐社會主義運動與文學的影響，受了一種新激刺，俄國革命運動愈加旺盛了。但他們還未得到一面旗幟，在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 Lavrov便是為他們豎起這樣一面旗幟的人。

　　Lavrov是俄國哲學家中最有科學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學或玄學上的思索，他以為哲學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實，與從事實得來的推論。所以他專心研究歷史社會學的哲學，和社會倫理的組織。他所想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便是個人的人格。Marx學說的樞軸，是經濟的進化與生產力的發達；Lavrov學說的中心，是個人的進步與發展。照他的哲學說來，一切進步，全靠個人的物質上，知力上，道德上的發達；又因行用正當的社會組織，實現信實與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說的社會的幸福，實不過是造成這社會或這國家的個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權利，可以變更現在社會的組織。有知識的精粹人民，從思想上得到確信，才真是歷史的創造者；其餘的因襲的奴隸，對於古來習俗傳說，不加考察，一味盲從，都是歷史以外的人物。

　　他們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識；但他們只用這知識來擁護現在的制度，並不仔細批判，只以為古來傳下來的便都是好的，所以還只可稱「有教化的野蠻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蠻人」。Lavrov計算這種歷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們固執的不肯講論法理，又竭力保守他們從歷史的因襲上得來的特權。其餘是窮苦的勞動者；他們為生存競爭所迫，每日僅夠作工，沒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們是文明的犧牲，是人類的「罪羊」。所以這是有思想的少數人的義務，應當去啟發他們，明白他們不幸的原因；使他們能協力來改造歷史，向進化的路走去，使個人的自覺與社會的共存（Solidarity），同時並進。

　　他在《歷史論集》（Lettres Historiques）中說道——

　　「我們將到了這時期了，那時人類的理想，可以實現；個人本能的傾向，也可以使得與公眾的幸福相調和。只有將人類組織成一個和合的大團體，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這樣才能造成個人的幸福。」

　　那時人能戰勝生存競爭，戰勝動物世界，能夠將批判思想壓服自然；這乃是真的進步的根基。但要做這事，孤立的思想家，沒有什麼力量；他必須依託著在那裡作工受苦的民眾才可。凡是有知識的少數人孤立存在的時候，文化必然消滅。試引古代文化為證，其時民眾居於奴隸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內面的意義，所以並無要護持文化的意思；所謂超人的一個等級譯者案謂貴族，自己掘了一道溝，同民眾隔開，造成他自己的滅亡。

　　反過來說，便是凡有關心個人的發展與公眾的幸福的人，都應該從他們的Pisgah山頂譯者案《舊約》裡摩西登高望樂土的地方下來，走進平民的大平原裡，握著漂流人民的手，引導他們到乳蜜隨處流著的樂土。凡是一種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須以民治為基本；因為倘沒有民眾的幫助，文化必將滅亡，或遇著侵略的異族，野心的軍閥，也不免立時顛覆了。

　　Lavrov有名的《歷史論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運動上，造成極大影響。這部書將從前有知識的人蒙蒙朧朧的感著的思想，總結起來；對於「怎麼好」這問題下了一個極明白確實的解答。Lavrov說，有知識的人對勞動階級應有一種義務，因為他們全仗勞動者而生存，他們自己並不生產什麼物質的財富。所以他們若仍然很傲慢高貴的同民眾遠隔，那時他們非但自私，在社會的意義上，簡直已是無價值；他們就是自己宣告了對社會的破產，對於社會的債務無力償還了。他們對於供給物質安樂的民眾的債務，只有一法可以報答，便是投身于平民中間，順應了他們現時的需要，永久的權利，與所有的力量，去啟發他們。

　　有知識的人，不可遲疑猶豫，應該提倡民主主義，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設起一個根據公理的新社會，新秩序。Lavrov說，現存的社會秩序，是極端的不道德。什麼是「不道德」呢？對於這問題，Lavrov立下明決的答語：「凡阻礙個人的物質及精神的進步的發達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據公理的社會，使人人為公眾的幸福進步的發達起見，通力合作，縱使不能全滅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設法減少；這樣的社會，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個人主義者，又同時是社會主義者。他的學說，可以與Benoit Malon所創的La Socialisme 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樣，將Kant的「純粹義務」說，與唯物論派的自利說，一齊打消。他完全承認Malon的主張：「利他主義是我們新道德的根本；這道德既非神學的，也非玄學的，只是社會的罷了。」總而言之，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會的急劇的變革。實行這個變革，至必要時，激烈的手段，也可以採用。

　　以上所說，是Lavrov從「智識階級的破產」說引申出來的學說；他便將此來答俄國有知識的人的疑問。但對於這個「怎麼好」的問題，Mikhail 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會主義者，Bakunin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兩方的意見便有點差異。Bakunin少年時候，很喜歡Hegel的哲學；這雖然也以自由說為根本，可是將他圈禁在精神的範圍以內。在實際上，Hegel便為了國家，將個人犧牲了；因為他是承認國家萬能的。他的學說到了俄國，無異於一種辯護專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據了Hegel哲學，覺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還有理由。

　　便是德國人所創的最激烈的主義，內中也終脫不了崇拜強力的氣味；我們順便說及，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黨的一派；但那時他還不十分熱心這事，不很與聞，所以事發之後，他獨逃脫了多數同黨的「悲壯光榮的運命」。可是俄國人人心中所有的愛自由的心，終於醒了。他棄去了Hegel的正宗學說，加入新哲學派；這派名叫「Hegel左黨」，對於祖師的專制政治與宗教的理想主義，都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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